山河四塞，百二秦关——关中（上）

关中山河形势图（图2－1－1）

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周人首营关中，对于八百里秦川开发较早。关中为古雍州之地。《禹贡》中称雍州“厥田惟上”；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纵横分布，利于灌溉，秦、西汉又都曾着力经营关中的水利灌溉工程。郑国渠、白渠、六辅渠的开凿即是其表现。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发达。在八百里秦川的西北外围，畜牧业比较发达，《汉书》中称其“畜牧为天下饶。”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关中物产丰富，“雩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关中周围的山中富藏铜、铁、金、银等矿产资源。丰富的物产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且，在古代社会，铜铁、上好的林竹都是制造武器的好材料，属重要战略物资。历代建都关中之时，出于强干弱枝的考虑，又常迁徙人口以充实关中，故关中之地人口殷实。司马迁描述当时关中的富裕，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王朝为确保对国家的控制，势必加强关中及其与外部交通的营建。周人营关中，关中道路畅通无阻。《诗经》中称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 注：《诗经》小雅 大东 ] 秦统一后，还大治驰道，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四方。秦汉时屡治栈道，穿越秦巴山地，以通汉中、巴蜀。立足关中的政权都曾利用渭水、黄河河道，经营漕运，转输东部地区的物资供给关中。唐代统治基础扩大，关中粮食需要量大增，对于漕运的经营尤为倚重。畅通的交通对于关中经济又能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

关中地区开发较早，人烟稠密。自周人营关中以来，其民皆有周人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汉书》中载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带“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商鞅变法后，秦人以耕战为本，努力事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力耕足以富国，尚战足以强兵。遗风流披，影响深远，遂使关中地区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苏秦、范雎游说秦王时，都将关中民风与关中地利并提，视为秦国霸业的两个重要条件。苏秦看到秦国“士民之众，兵法之教”，认为“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范雎则将“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的秦国百姓称之为“王者之民”。秦汉时期流行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汉书》中有类似说法“山东出相，山西出将” ] 的说法。西汉时，（关陇）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出了不少优秀的将领。北朝后期，关陇军事贵族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这是关中历史地位的社会基础。

山川环抱，可以作为险阻，是为关中战略上的优势；农业发达，可以储粮养兵，是为关中经济上的优势；人烟稠密，民尚耕战，是为关中地位的社会基础。

自唐以后，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关中地位始渐衰落。关中地位的衰落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首先是经济重心的变化。在秦汉时期，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尚能大致重叠，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之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秦汉时期，关中经济堪为首翘。司马迁在描述关中富裕时称“量其富，什居其六。”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最突出的是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在《禹贡》中被称作是“厥田下下”的扬州，到东晋时已成繁荣富裕之地。到隋唐时，东南财赋已为关中所倚重。与之相对应的是，北方经济因战乱频仍而有所倒退。

两汉之际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次动荡对关中经济破坏很大。隋唐统治基础扩大后，作为政治重心的长安物资需求也急剧扩大，仅靠关中地区早已不能保障供给，必须靠东部地区转输以保障供给。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这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唐代，漕运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从东部地区转输关中，飞刍挽粟，逆黄河西上，经砥柱天险（潼关附近黄河拐弯处），再逆渭水而上，殊为不易。《新唐书》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 [ 注：《新唐书》卷五十三 食货志三 ] 自唐中期以后，中原地区又很不稳定，这条转输线屡被阻断，一旦转输线被阻断，关中的供给便很成问题。

其次，关中地位的衰落跟关陇集团的衰落也有很大的关系。隋、唐为加强中央集权，都曾致力于打击门阀士族，特别是唐代，关陇集团受到沉重打击。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关东地区一种新的势力的崛起。安禄山戍范阳，士马精强为天下最。安禄山的叛乱虽被平息，其归降的部将却摇身而为河北藩镇，唐廷不能制。在唐末藩镇割据局面中，河北藩镇最为嚣张。史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 历代州域形势六 ] 唐中后期重用蕃将，在唐末藩镇割据局面中，这些蕃将拥兵自重，骄悍难制。继唐之后的五代政权的兴衰都与这种势力有关。

第三，隋唐以后，中国国防形势有所变化，东北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唐以后入据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自河北而来。河北一带国防压力增大，军事重心不得不东移。经济和军事重心都已东移，政治重心仍集于关中，自有不相适应的地方。

基于以上诸方面的因素，中国政治重心遂渐渐东移，以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的相对衰落。

二 关中四塞

关中本是一个极富战略色彩的说法，意为四塞之中。四塞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关中周围大小关塞甚多，历代亦时有损益。但地位重要者，则确为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四座关口。这四座关口控制着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

函谷关，即后来的潼关，在今陕西潼关附近，经历代多次营建，具体地点亦时有变迁，至东汉末始称潼关。黄河自上游而来，纳渭水后折而向东，南北两岸有华山、崤山与中条山夹河而立。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穿越华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绵数百里，极尽险阻。函谷关即当道依险而立，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

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函谷关的险要一点也不过分。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楚、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秦，攻函谷关不下。秦兵出关反击，联军大败。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赵、魏、韩、卫合兵攻秦，进至函谷关，再次大败而还。合五国之力，精兵、猛将、谋臣 云集，面对函谷关天险，却无可奈何。秦末，刘邦率军西伐关中，不从正面攻函谷关，而绕道入武关，不能不说是出于对函谷关天险的顾虑。东汉初，天水的隗嚣谋割据陇西，部将王芫献策：“请以一泥丸，东封函谷关，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达列传 ] 欲恃函谷之险，割据关陇。东汉末，凉州诸将称雄关中。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讨汉中张鲁，凉州诸将以疑惧而反。马超率众十万扼守潼关，曹操顿兵关前，久攻不克。后来曹军北渡黄河，从上游南渡出马超军后，历尽艰险，才击破马超，略定关中。

东晋末，刘裕北伐后秦，取潼关、武关、蒲坂三路攻势，后秦以重兵阻潼关。晋军经过苦战，才攻下关中，灭掉后秦。其后，刘裕留其子义真镇守关中，自回南方谋代晋。赫连勃勃欲趁此机会夺取关中，其谋士王买德建议说：“青泥、上洛，南北之险要，宜先遣游军断之；东塞潼关，绝其水陆之路，然后传檄三辅，施以威德，则义真在网罟之中，不足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晋纪四十] 赫连勃勃依计而行，遂得关中。东、西魏对峙初期，东魏采取战略攻势，西魏只得闭关守险。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高欢发军三路攻关中，以猛将窦泰攻潼关，另以军攻武关，自率主力从蒲坂渡河。西魏宇文泰集中精锐击破攻潼关的窦泰军。攻潼关之军败，高欢只得全线退兵。

李渊自太原起兵，入关中后，当即遣世子李建成率兵把守潼关以备东方之兵，自己从容经营关陇，开创大唐基业。“安史之乱”时，安禄山率铁骑自范阳南下，连陷河北、河南。唐洛阳守将封常清败走陕城（今河南陕县），对守陕城的唐将高仙芝说：“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二 ] 高仙芝从其计，合兵守潼关。叛军进至潼关，久攻不克。叛军对关中的攻势暂被遏止。哥舒翰代高仙芝守潼关，也一再挫败叛军的进攻。但唐玄宗急于求成，诏令哥舒翰主动出关寻战。哥舒翰被迫出关与叛军作战，大败，潼关亦随之失守，叛军遂得以侵入关中，玄宗被迫幸蜀。

纵观战史，东、西方争战，无不以潼关为争夺的急所。潼关作为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咽喉，扼之可以断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潼关为关中所守，足以保障关中东部门户，失之则关中必危。故历代经营关中者，无不重视潼关的守备。

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州东南一百八十里。汉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东南穿越秦岭东段山地，穿切开一条狭长的低谷地带，成为秦岭东段南北往来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向西北上行，越秦岭分水岭后，可径至陕西蓝田，下临长安；向东南下行，即至南阳盆地。武关则在其东南出口依险而立，扼守这条通道，为关中东南门户。

春秋时期，陕东一带均属晋国。秦穆公之世，秦向东扩展，将晋逐出陕东，并与楚争夺商洛一带。秦穆公三十八年（公元前622年），秦攻鄀，迫其南迁，武关遂为秦有。此后，武关便成了秦国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秦在策划其合纵计划时游说楚威王说：“秦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指出了秦据武关对楚国构成的军事压力。战国之世，秦以武关为前进基地，不断打击、削弱楚国，先后攻取楚汉中、南阳及汉北之地。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王诱楚怀王至武关，怀王到后，秦闭武关，劫怀王至咸阳，胁怀王割地。次年，秦军出武关攻楚，取析十五城（今河南南阳地区）。秦亡后，楚汉相争，双方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项羽以重兵攻刘邦，刘邦压力很大，有辕生建议刘邦由出武关，屯军宛、叶，以分楚军之势。刘邦采其议，南出武关，项羽南北弄走，渐至衰困。

论山川形势，武关之险不及潼关。自东南一入武关，便可径至蓝田，下临长安。且武关距长安道远，有紧急情况，救援不及。所以关东势力攻关中，也多取道武关。 刘邦西伐关中，为避潼关之险，绕道南阳攻占武关，进抵蓝田，在蓝田击败秦军，进军灞上，秦王子婴出降，秦遂亡。刘邦自武关入秦开辟了入攻关中的一条路子。“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部将田禄伯献计：“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六 汉纪八 ] 惜刘濞未用。而奉命平叛的周亚夫则为避叛军刺客在函谷关一带狙击，率军自武关而出。两汉末，关中形势混乱，武关常为各路军阀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刘汉攻陷洛阳，西晋大臣阎鼎即奉秦王司马邺自武关入关中，重建西晋行台。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北伐前秦，自武关进至灞上，兵压长安。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后秦，除以主力沿黄河西进作正面攻击外，另遣大将沈田子、付弘之趋武关作侧翼进攻，当晋军主力还在潼关之外苦战时，沈田子早已攻入武关，进至青泥（今陕西蓝田），牵制后秦大部主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东、西魏对峙，高欢以三路攻关中，除潼关、蒲坂两路外，另遣大将高敖曹自武关入攻青泥。三路之中，只有攻武关的高敖曹取得一定胜利。

唐后期，藩镇割据，东南粟帛转输之路被淮西李希烈所阻，遂改道荆襄，由武关入关中，成为唐王朝延喘的一条命脉。

散关，又称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五十里。秦岭西端与陇山分界处为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带，这是秦岭西部南北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散关即在此通道的北端当道依险而立。散关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咽喉，为南北必争之地。北不得散关，无以图汉中、巴蜀；南不得散关，则无以图关中。

汉王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还定三秦，即出散关出陈仓，击败章邯，迫降司马欣、董翳，据有关中。东汉初，蜀中公孙述欲图关中，遣将李育出散关，被东汉大将冯异击破。东汉末，曹操讨汉中张鲁，大军由散关南出。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北伐，率军出散关，进围陈仓。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魏与刘宋争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北魏遣占弼督陇右诸军自祁山南进、皮豹子督关中诸军出散关西进，会攻仇池。宋军不敌，北魏遂得仇池之地，控制陇西。梁承圣二年（553年，）萧绎、萧纪兄弟内讧，萧纪从益州攻萧绎，萧绎请求西魏宇文泰出兵益州。宇文泰认为“取蜀制梁，在兹一举。”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派大将尉迟迥率军出散关攻梁之益州，益州遂为西魏所占。

“安史之乱”时，叛军攻入关中，唐玄宗被迫幸蜀，亦取道散关。后唐同光三年（925年），郭崇韬伐蜀，率军由宝鸡入散关。郭崇韬见散关周围地势险要，指着山峰对大军说：“朝廷兴师十万，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归路！” [ 注：《旧五代史》卷五十七 郭崇韬传 ] 以兵入绝地激励将士。后唐军入蜀后，蜀军望风溃退，蜀王王衍出降。

南宋初，张浚在关陕以五路兵攻金失败后，集重兵扼守散关，以阻金人南出；金亦以重兵屯宝鸡，以防南宋再出散关图关中。后来，大散关成为金与南宋的分界线。蒙古攻金时，为避开金人重兵把守的潼关，遣使假道于宋，派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经汉中、安康东出，趋金汴京。宋蒙对峙时，蒙古攻南宋，攻四川之军每自散关进军。明初，徐达略定关中后，分军取蜀，亦自凤翔出散关。

汉中与关中的通道还有子午谷、褒斜谷、傥骆谷。但三条通道都极尽深险，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通行。如曹操在与刘备争汉中不利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历代兵家轻易不敢出此。这样，作为关中与汉中之间的必经之地，散关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萧关，又称陇山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陇山山脉横亘于关中西北，为其西北屏障。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泾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势较险峻，而泾河方向相对较为平易。萧关即在陇山山口依险而立，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萧关是关中西北方向的重要关口，屏护关中西北的安全。萧关一失，则西北势力取道泾州（今甘肃泾川），下趋长安，便成高屋建瓴之势。

关中西北方向的威胁主要来自陇西、河西及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主要是匈奴，隋唐时期主要是突厥、吐蕃，北宋时主要是西夏党项。萧关为关中抗击西北游牧民族进犯的前哨。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曾入萧关，袭扰北地等郡，致使关中震动。汉武帝时，国力增强，重视北边国防。汉武帝曾两次出萧关，巡视西北边境，耀兵塞上，威慑匈奴。自北朝后期起，突厥称雄塞外，中原政权频受其扰。唐武则天时，曾任魏元忠为萧关大总管，统重兵镇守萧关，以备突厥。北宋时，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称雄西北。在宋夏之间近百年的对抗中，萧关一带为双方对峙前沿。

除了四塞，还有一处渡口，亦为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镇是蒲坂。蒲坂在今山西蒲州，西临黄河。这里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跳板，也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桥头堡。通常蒲坂为关中所守时，退可以阻挡山西方向的入侵，进可以窥取临汾、上党；如蒲坂不守，则关中险塞不可谓稳固。

战国初期，魏国占有山西西南及陕西东部部分地区，成为秦国向东发展的一大阻碍。商鞅便曾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指出了魏对秦霸业的阻碍，他建议秦孝公伐魏，迫魏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 [ 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 ] 经过长期的战争，秦国终于迫魏国东迁大梁，尽占晋西南之地，为秦向中原的扩张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西晋末，匈奴刘汉据平阳（今山西临汾），不断南下攻略中原。开始时蒲坂为西晋所守，刘汉势力尚不能侵入关中。后来，蒲坂守将赵染以蒲坂降刘汉，刘汉大将刘耀遂得以由蒲坂入攻关中。晋建兴四年（316年），刘耀攻破长安，晋愍帝降，西晋灭亡。

如果说潼关是关中的正门的话，那么，蒲津关可说是关中的侧门。 东西方对峙，往往胶着于潼关，此时，东方的势力便可从蒲坂这个侧门找到机会以打开局面。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击马超、韩遂，双方在潼关陷入僵局。后来曹军北渡黄河，再自蒲坂西渡，出潼关军后，才大破凉州诸军。北魏长孙稚讨关中萧宝寅时，又将曹操的这一策略重演了一遍。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萧宝寅据关中称帝，引兵围冯翊。魏主遣长孙稚率军讨之。长孙稚率军至恒农（今河南灵宝），部下杨侃建议说：“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也，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虽魏武复生，无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潼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二 梁纪八 ] 长孙稚从其议，遂克蒲坂、潼关，平定关中。

上述两个战例比较典型地说明了蒲坂与潼关的关系。从蒲坂渡河，已出潼关之西，可以径趋长安，而使潼关的地位大为降低。故前人有言：“雍州之险在华岳，与黄河交会在于潼关，然必东南有宛、洛，东北有晋、绛，而后可以为固。无宛、洛则武关、崤函之险可入；无晋、绛则临晋之阻可入。”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三 陕西二 西安府 ] 临晋之阻即蒲津关，秦时蒲津关名临晋关。所以潼关虽号称天险，但若无对蒲坂这个“侧门”的控制，则天险也说不上保险。

关中四塞，可谓险固。但纵观历代兴起于关中的政治势力，凡政治上发奋有为者，都不以四塞为限，而采取更积极的态势。相反，政治上无所作为，胸无大志，闭关自守，则虽有四塞之固，也只是作茧自缚。

若采取更积极的态势，则武关方向当进取南阳盆地，蒲坂方向当进取晋西南之地，散关方向当进取汉中，萧关方向当控制陇西，潼关方向，当进取河南三川河谷，尽控崤函之险。

这是以关中而争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态势。这种态势犹如关中面向中原拉开的一张巨弓，其势能之大，无以言喻。这种态势，以守而言，是四方都有缓冲地带；以攻而言，则是在后方稳固的前提下可以积极进取。

秦和西汉都是在这种有利态势下统一天下的。秦在秦孝公的时代取得晋西南之地；在秦武王的时代，占领宜阳，打通了中原三川通道；在秦昭王的时代，取得南阳、荆襄。到秦发动统一战争前夕，秦已据有极有利的战略态势，当时已有人谈到秦对东方的这种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 [ 注：《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 ]

西汉的统一也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楚汉相争时，刘邦本人出函谷关在荥阳、成皋一带与项羽相持，另遣韩信入山西，灭魏、平代，东下井陉，自己还不时由武关出南阳，以分楚军之势。后来这种态势更发展成为：北面，韩信破赵、降燕、下齐；南面，促英布背楚归汉，令汉之势力延伸到淮南，从而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