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庆华

托尔斯泰

《复活》在中国

1931年4月，巴金在《〈激流〉引言》开头写道：“几年以前我流了眼泪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曾在书前的一页空白上写下了‘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这样一句话。” 小说《复活》讲述的人间悲剧发生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社会，也同样发生在旧中国，发生在巴金身边。托尔斯泰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黑暗司法制度的抨击，引起巴金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

巴金读的《复活》是哪个国家的版本，我们不得而知。1933年之前，只有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行的英、俄两种版本保持了原作的本来面目。因《复活》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腐败和教会的虚伪，在发表时被审查机关删削的地方很多。直到一九三三年在《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第三二卷）中，才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了《复活》的全文。

《复活》原著并不适合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其沉重的主题、单一的情节和大量的内心独白，对改编者是很大的挑战。尽管如此，《复活》仍然多次被搬上银幕和舞台。1937年春，新南剧社在上海演出由田汉改编的话剧《复活》。1943年，陈鲤庭把夏衍改编的剧本《复活》搬上重庆的舞台，白杨饰演卡秋莎，项堃饰演涅赫柳多夫。夏衍在《改编〈复活〉后记》一文中这样说：“我不想把它写成一个哀婉的‘恋爱故事’，但也得宽恕我没有把托翁那样执拗地攻击的司法制度和寿昌兄（即田汉）那样多彩地描画了的土地问题放在这改编本的主位。我只写了一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上却同具着一颗善良的心的人物，被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他们如何蹉跌，如何创伤，如何爱憎，如何悔恨，乃至如何到达了一个可能到达的结果。”

1957年，汝龙翻译的小说《复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0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将《复活》改编成同名影片。两年后，影片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完成。1962年3月26日，译制片《复活》在全国上映。该年第3期的《大众电影》杂志刊登了电影《复活》的画页。这也是“十七年”期间《大众电影》详细介绍的最后一部苏联电影。“文革”结束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小说《复活》，苏联电影《复活》也再次上映。笔者当时还在上中学，跟着家人来到位于天桥附近的中华电影院观看了这部上下集近3个小时的黑白故事片，看得津津有味。笔者后来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只有《复活》是精读了两遍，这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那部苏联同名电影的影响。

马斯洛娃为何能“复活”？

苏联电影《复活》下集重点写了马斯洛娃和涅赫柳多夫与“政治犯”们的接触，暗示马斯洛娃和涅赫柳多夫之所以“复活”，是受革命者的影响。原著虽然也写了男女主人公与政治犯的交往，而且那些政治犯是以正面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但是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们完成“复活”的过程主要不是因为革命者的影响，而是他们的自我牺牲。

涅赫柳多夫年轻时诱奸了18岁的卡秋莎（即女主人公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失身后的卡秋莎在屈辱和苦难中生活。8年后，卡秋莎被诬告犯杀人罪而下狱。当初诱奸过她的涅赫柳多夫公爵做了陪审员，看到卡秋莎被判决去做苦工。为了赎罪，为了道德方面的圆满，涅赫柳多夫为卡秋莎奔走申冤。上诉失败后陪卡秋莎去西伯利亚流放，并提出跟卡秋莎结婚。但卡秋莎拒绝和涅赫柳多夫结合，因为她担心这样会损害涅赫柳多夫的名誉和地位，会使涅赫柳多夫不幸，也会让她堕落。这是小说《复活》第二部的结束部分：

涅赫柳多夫收拾行李和文件，看到他的日记本，就停下来，翻看其中的几个地方，读到了那里面最后写的一段日记。那段日记是他在动身到彼得堡去以前写的：“卡秋莎不接受我的牺牲，却要牺牲她自己。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灵魂在起变化，却又不敢相信，她那种内心的变化使我高兴。我不敢相信，可是我觉得她在复活了。”

卡秋莎最后选择和革命者结婚，因为只有在革命者中卡秋莎才能找到做人的尊严，只有在革命者中卡秋莎才得以完成真正的“复活”。

涅赫柳多夫是托尔斯泰努力创造的一个符合他的信仰和理想的人物，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涅赫柳多夫是托尔斯泰的化身。涅赫柳多夫为自己个人的罪恶忏悔，也为自己这个阶级的罪恶忏悔。涅赫柳多夫经历了“复活”的过程，但是他的理想是模糊不清的。他身上始终有两个人在活动，一个是现实的角色，即30岁出头的贵族知识分子涅赫柳多夫，一个是理想人物精神的投射，来自70岁的托尔斯泰自己。一段时间物质上的人占上风，一段时间精神上的人占上风：

涅赫柳多夫生平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他称之为“灵魂的扫除”这类的事情。他所谓的灵魂的扫除，指的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往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间隔之后，忽然，他感到他的内心生活疲沓了，有时甚至停顿了，就着手把堆积在他灵魂里面成为这种停顿的原因的垃圾清除出去。在这样的觉醒以后，涅赫柳多夫总要给他自己定出一些规则来，打算从此以后永远遵守……然而每一回，人世的诱惑总是降服他，他不知不觉地堕落了，往往比从前堕落得更深。

涅赫柳多夫的出路与被中断的《复活》

《复活》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在世界观转变过程中内心的苦恼和矛盾。小说第三部写男女主人公达到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开始走向新生活。马斯洛娃和革命者结合开始新生，但涅赫柳多夫的出路在哪里？托尔斯泰感到茫然。小说的结尾部分他写不下去了。

1897年，70岁的托尔斯泰丢下尚未完成的《复活》，决定离家出走。他留给妻子的告别信是这样写的：“我决定离家出走，第一，因为这样一年年的生活越来越使我感到压抑，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一人独处。第二，因为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我在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像印度人一到六十岁便逃往森林一样，和他们相似，每个笃信宗教的人到了老年都有这样一种愿望：把他的晚年献给上帝，而不是献给嬉戏、闲扯和网球运动。因此，我的灵魂也渴望在七十岁的时候尽全力得到安宁和独处，以便凭着我的良心在和谐中单独生活，或者，如果这个目标不能彻底达到，就逃离我的生活和我的信仰之间的严重失衡。”（斯特凡·茨威格《三作家传》）

1960年苏联电影《复活》海报

这是托尔斯泰的第二次离家出走。同1884年的第一次离家出走一样，托尔斯泰这次走到半路又回来了。两年后，托尔斯泰完成《复活》。《复活》的结尾，托尔斯泰跟他笔下的涅赫柳多夫一起求助于宗教，在《马太福音》里找到答案：“从这天晚上起，对涅赫柳多夫来说，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这样说不是因为他已经进入一种新的生活环境，而是因为从这个时候起，他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对他来说都取得了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至于他一生当中的这个新阶段会怎样结束，那却是未来的事了。”

但福音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连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相信。1899年12月17日，托尔斯泰写信给符·格·契尔特柯夫说：“前天我寄出了《复活》最后几章的校样，我对它们仍然觉得不满。”1900年6月23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非常想替《复活》写一部艺术性的，而且不是戏剧形式，而是史诗形式的续篇：涅赫柳多夫的农民生活。”

挂起为世界照路的灯

罗曼·罗兰在20世纪初写就的《托尔斯泰传》中这样说：“《复活》可说是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一种遗嘱……这是最后的一峰或者是最高的一峰。然而即使《复活》没有他早年作品的和谐和丰满，即使我个人更爱《战争与和平》，它仍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的诗——最真实的诗，也许，我在本书中比在他的任何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的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人灵魂’的目光，它在每颗灵魂中都看到神的存在。”

1995年，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创作的长篇小说《朗读者》出版。《朗读者》是首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首的德语小说。《朗读者》堪称当代的《复活》：15岁的中学生米夏恋上36岁的女人汉娜，他们开始交往，读书，做爱。8年后米夏再次见到汉娜，已经是在审判纳粹战犯的法庭上。汉娜成了审判中的被告。汉娜为了隐藏自己不识字的秘密，宁愿被判终身监禁。米夏为了隐藏自己爱情故事的秘密，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没有说出汉娜的悲剧原因。十八年后，汉娜在米夏要来接她出狱的那个黎明时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尊严、人性、良心、忏悔，赎罪，这是《朗读者》的关键词，也是《复活》的关键词。《复活》中的卡秋莎在失身8年后，被诬告犯杀人罪站在法庭上。和《复活》一样，《朗读者》中的汉娜不辞而别8年后，成了审判纳粹战犯法庭上的被告。但《复活》中的涅赫柳多夫为了让马斯洛娃获得自由而说出真相，而《朗读者》中的米夏为了守护自己的秘密在法庭上保持沉默。

《朗读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爱慕托尔斯泰。他让少年米夏向汉娜朗诵那些华彩篇章中就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给她朗读《战争与和平》，伴随着托尔斯泰关于历史、伟人、俄国、恋爱与婚姻的种种宏议伟论，整个朗读延续了四五十个钟头。《战争与和平》对我也是新书。我们一起迈上了遥远的旅程。”

一个多世纪以来，全世界无数的人们读着托尔斯泰，跟他“一起迈上了遥远的旅程”。如巴金说：“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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