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史迹研究】摩崖石刻和碑刻——九日山摩崖祈风石刻（二）

笔者以为，“彝”字应作为“常”字解。其一，我国文字中的“彝”字，除作为彝器解外，一般都作为“常”字用，如常典、常制。所以把彝和夷混用，是因为彝与夷的发音相同，而夷字笔划较简单，故有时以夷字代替彝字。其二，至于用夷字来作为“东方蛮夷”解释，是到了清朝才开始的。因为清代的皇室，他们本身就是“东夷”。明朝人每称他们为“建夷”或“辽夷”。清朝入关后，曾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忌讳夷字，曾正式下令将夷字一律改为彝字。文人每于有意或无意中，误将夷字直书不讳，均遭严厉制裁。例如乾隆二十年，江西人胡中藻案发，乾隆皇帝于宣布胡中藻所谓罪状时，即有“眼下训平夷”一条罪状。这是很好的说明。其三，九日山摩崖祈风石刻，有的主持官员说祈风典礼是“遵故事也”、“修岁祀也”、“遵令典也”等。由此，则“遵彝典”应解释为“遵照常典”方为正确。其四，古代的中国封建官员，狂妄自大地轻视外国人。诬称外国人为“蛮夷”。所以决不可能遵蛮夷之典举行祈风典礼，况且，通远王神是泉州地方的神，非外国之神，外国人也不会向通远王神祈风的。其五，泉州港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每岁自八月以后，至六月以前，如风信不顺，即无贩莅及海南回舶到岸”。因此，泉州港的祈风就显得特别重要。最后，宋政权南渡之初，每年财政收入最高达一千万缗，而市舶收入竟占二百万缗，达到总税收的五分之一。绍兴间，仅泉州港一年税收最高达98万缗，竟占全国市舶收入的一半。所以，泉州港的为海舶祈风显得特别必要。嘉定、绍定间两知泉州的真德秀有《祈风文》云：

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期者，神也。是以国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岁而再祷焉。鸣呼!郡计之殚，至此矣;民力之耗，亦既甚矣。引领南望，日需其至，以宽倒垂之急者，唯此而矣。神其大彰厥灵，俾波涛晏清，舳舻安行，顺风扬 ，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焉。是则吏与民之大愿也。谨顿首以请。

以上真德秀的祈风文表明了泉州港岁两次祈风之必要，并且祈风典礼定为国家的祀典。这就是每年国家的祈风典礼，即摩崖石刻上的所谓“彝典”了。所以，九日山上祈风摩崖石刻上的“彝典”应作常典，而不应作“外典”解释。不过这项国家定制例行祀典，直至南宋覆亡的前夜，已被地方官吏视为游山玩水，并举行野餐的例行事务了。咸淳丙寅(咸淳二年，1266年)的赵希㤞、王茂悦等祈风石刻，有“霜日熙明，溪山献状，登怀古，景先哲，宛然有得，彝典云乎哉!”这便是最好的说明了。

(七) 淳祐丁未(淳祐七年，1247年)赵师耕祈风石刻

西峰。摩崖高174、广77、字径13厘米。阴刻，正书三行，行八字，石刻保存完好。文云：

淳祐丁未仲冬二十有一日，古汴赵师耕以郡兼舶祈风遂游。

据本段摩崖石刻所记，赵师耕摄郡兼舶，时间在淳祐七年(1247年)，但《泉州府志》巻二十六《文职官上》，误刊为淳熙七年(1180年)，相距六十七年。这可纠正地方志书的谬误。

泉州市舶司设置于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设司以前，凡对外贸易事务都由知州兼领。元丰间，归转运司兼管。泉州市舶司设置后，知州很少再干预对外贸易事务。绍兴二年(1132年)，又改为知州兼领。不久，又归提举茶盐司兼管。如张读撰《泉州重建州学记》碑记的题额者赵奇，其职衔是:“左朝请郎提举福建路茶事常平等公事兼市舶”。石碑刻于绍兴丁已(1137年)。这表明绍兴七年，福建市舶司的职务还是由茶盐司兼领。但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又归市舶司专管。九日山又有摩崖石刻记:“宝祐午(宝祐六年，1258年)……莆田方澄孙，被旨摄郡兼舶”。至淳祐七年，赵师耕“以郡兼舶”，表明这时候又由知州兼领市舶司。这表明宋代福建市舶司的设立，经常和知州兼领交替进行，所以志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就九日山的祈风摩崖石刻题名记事看，也可以使我们了解交替领属的大体情况了。

(八) 宝祐丁已(宝祐五年，1257年)仲冬谢埴等祈风石刻

西峰。摩崖高290、广200、字径19厘米。阴刻，正书九行，行十四字。石刻有三、四处裂缝，其余保存完好。文云:

文曰：“宝祐丁巳（宝祐五年，1257年）仲冬下澣，郡守天台谢埴元道，因祈风昭惠庙，邀宗正天水赵师淯 东之及总管寿阳纪智和 子常、别驾姑苏赵梦龙 骧父、莆阳方澄孙 蒙仲、晋江宰三山彭樵 道夫、南安宰三山王广翁 居安、权舶干三山卢文郁 从周、监舶豫章李宏模 希膂，涉西峰，探石穴，寻佛岩之遗迹，访君谟之旧游，觞咏梅竹泉石间，竟日而归。”

据《泉州府志》载:谢埴，宝祐四年(1256年)任泉州知州。《宋史・列传》和《福建通志》等有其传。

方澄孙，字蒙仲，《泉州府志・名宦传》误为“方蒙仲，字澄孙”。又《泉州府志・文职官》中有“方蒙仲”和方澄孙”ニ人名字。一说是莆田人，淳熙间任;一说是莆田人，淳祐间任，摄郡兼舶。竟误将一人分为两人。民国《福建通志・名宦传》亦见方澄孙之名，但其误和《泉州府志》相同。方澄孙是字蒙仲，“莆田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国子监出为泉州通判，摄郡守篆，兼司(市)舶。剔除蠹弊，黥籍舞文之吏不得逞。终秘书丞。所著有《通鉴表微洞斋集》”。

王广翁，福州人，时任南安县令。

王居安，字资道，黄岩人，宝庆三年(1227年)知福州。福州鼓山有“王居安、赵崇度、徐澄，宝庆丁亥(宝庆三年)仲春”题名石刻。

其他如宗正赵师淯、总管纪智和、别驾赵梦龙、县令彭樵、监舶务李宏模等人之名，均不见于省、郡、县地方志记载，可见地方志书缺漏是相当严重的。

所谓“下澣”，按唐制十日一休沐，亦谓之休澣。宋时百官旬假循唐制，故有上澣、中澣和下澣。

关于总管的官职。宋大观元年，始置总管官职，以知福州兼。据《文献通考》云:马步军都总管，以节度使充之，副总管则以观察以下充之。有止管一州者，有管数州者，有兼管两路至三路者，或以文臣知州，管勾军马事。绍兴二年，始罢郡守带兵职，后又诏两浙、江南福建、广东，得依三路各置总管。

(九) 宝祐戊午(宝祐六年，1258年)方澄孙等祈风石刻

西峰。摩崖高237、广166、字径15厘米。阴刻，正书八行，行十二字(第二行两字)。石刻裂缝很多，风化较严重。文云:

“宝祐戊午（宝祐六年，1258年）四月辛卯，莆阳方澄孙被旨摄郡兼舶，越十有八日戊申祈风延福（延福寺），寿阳纪智和，开封赵梦龙，三山彭樵、王广翁，赵时繙，豫章李宏模同会，遵故事也。时农望方切，并以雨祷，瓣芗纔兴，霡霖随至。乃书于石，以纪之云。”

按:石刻所列主持和参加祈风典礼的官吏，多与“宝祐丁已仲冬谢埴”等祈风石刻同。石刻记事所说的祈风是“遵故事也”，即淳祐癸卯颜颐仲等祈风石刻所说的“遵彝典也”。

(十)咸淳丙寅(咸淳二年，1266年)赵希㤞、王茂悦等名祈风石刻

西峰。摩崖高300、广177、字径17厘米。阴刻，行书九行，行十五字(末行十字)。石刻保存完好。文云:

咸淳丙寅，南至后十日，祷风此山。知宗兼郡事古汴赵希㤞安宅，提举䌖事眉山王橚茂悦，领郡倦三嵎虞会和叔，三山郑君为瑞国，寮属番香易史霆声宏甫，天台卢应伯和，东嘉赵崇东旸卿，三山林起东景仁，黄以谦谦之，潘昌廷孔时，邑令三山陈梦发以道，陈山公仰卿，是日也，霜日熙明，溪山献状，登怀古，景先哲，宛然有得，彝典云乎哉。

据《泉州府志・文职官上》的宋代提举市舶司职官名表里，从北宋元丰间起到南宋淳祐间止，列举历任福建泉州提举市舶使官名，计有徐确等八十四人，其中不见王茂悦的名字。明朝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于宋市舶司提举职名表中，亦仅列至南宋宝祐间为止。《八闽通志》亦然。民国《福建通志》则从徐确起，至德祐间蒲寿庚、林逵为止，计九十ー人，亦未见有王茂悦名字。

总的情况是从宝祐(1253～1258年)以后，历任福建市舶使的职名表都付诸空白。因此，泉州提举市舶使的王茂悦之名也漏掉了。元初，周密《癸辛什识・卷上有王茂悦的记事，录于下：

林乔，泉州人，寓信州。得罪押回本贯，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之言。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也。

这里记载了王茂悦在泉州提举市舶任内，有一个叫蒲八官人的官员，因犯了海外贸易船舶漏税的罪，而林乔从蒲八官人身上受取白金八百锭，面许要代向市舶使王茂悦贿赂。

不可仅凭《癸辛什识》之一记事，而即轻率否定《宋史》之说。况如《重纂福建通志》、《八通志・卷三十》、《福建市舶提举司志》等书中，皆未见市舶使当为王茂悦之名。准是以观，则以上所引用《癸辛什识》之本文，或因句读错误，而应改为:“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者乎?若然，则市舶使蒲八官人矣。既日官人，必有相当之身分。既日漏舶，必与市舶有关。要之，认蒲八官人为市舶使，固无不可也。据《宋史》所记，则蒲寿庚自西历1245(6)年至1275年，任泉州市舶使三十年间。若1265(6)年之泉州市舶使为蒲八官人，则吾人不得不认定蒲八官人与蒲寿庚，必为同一人也。

市舶司，是我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一种机构名称。提举，是管理的意思。市舶使，为官职名称，或称提举舶事。本段石刻题字，不写“提举舶事”，而写“提举䌖事”。“䌖”音即入切，读为“㗱”“㗱”，“蛮夷名也”。故“提举㗱事”是管理外国进口货物的意思因知“提举舶事”与“提举㗱事”其涵义相同。

赵希㤞，南宋度宗咸淳二年任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兼知州。但《泉州府志・名宦》及文职官名表中，皆不列其名。且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的职名表里，亦不载其名。然而，在《泉州府志・学校》载有“咸淳中(泉州府学)殿燬，守赵Q希㤞重建”。接着，又引洪天锡记:“岁冬十月辛已(咸淳无辛巳，可能是己已之误)，泉州大成殿火，宗正行守事赵侯希㤞，以兵救正，故得不燬”。府志所载，恰好与本摩崖石刻题名记事及赵希㤞的任职时间、官衔和他的官职相吻合。

综观九日山宋代祈风摩崖石刻，以王茂悦的祈风题名石刻为最晚的一段，也许是宋代最后的一次祈风典礼了。当时，元兵已下樊城、襄阳，宋都城临安已朝不保暮，祈风典礼当然也顾不上了，所以题名石刻的最后一句发出“彝典云乎哉”的感叹。

最后，除以上所列九日山十段祈风摩石刻以外，文献材料还记载有宋代泉州地方官员的九日山祈风祝文。下面抄录几段，以供参考，据林之奇《拙斋文集》记，绍兴间，福建提举市舶司每岁举行两次析风典礼。文云：

夫祭有祈焉，有报焉，祈也者，所以先神而致其祷。报也者，所以后神而答其赐。祈不可以为报，而报不可以为祈，自古

然也。而舶事之岁举，事祀典于神则异乎，是于夏之祈，有冬之报。于冬之祷。有夏之报。

福建提举市舶林之奇记载，舶司每年有“于夏之祈，有冬之报、于冬之祷，有夏之报”。这正与九日山淳熙戊申(1188年)林枅等析风石刻所云:“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是完全相符的。林之奇又有《祈风文》云：

象齿南龟，远出岛舶，以舟为趾，重泽罔隔。沙阜石幢，沚如芒刀。以风为翼，万里一瞬，勃勃蓬蓬，怒号法海。以神为座，立谈而改。羽盖云车，貌然浩荡。以礼为介，厥应如享。惟风必期，岁有常信。今虽袭礼，匪常之徇，吏之守职，两年为期。官满则去，位难出思。神所庙食，与天地通。民享利泽，厥望不穷。某也，终更行且还里。席神比茠，日既久矣。神之歆否，愿以驭商舶之行，亦某之福。桂酒椒浆，为舟预请。指望飚南，留神引领。

通篇祈风文强调航海之险要，特别是航海必须“以风为翼”可是“帷风必期，岁有常信”，要达到风常信，就必须祈求与天地通的神了，愿神“以驭商舶之行”并“留心引领”。祈风文遣词用句恭谦至极，足见福建提举市舶司对海外贸易之依赖了。

此外，九日山通远王祠祈风，还有官员求神协助消灭海寇。嘉定、绍定两知泉州的真德秀有《海神通远王、灵著王祝文》云：

大海之神，比者，温、明之寇，来自北洋。所至剽夺，重为民旅之害。舟师致讨，稍挫其锋，而余孽蕃也。傥弗即扑除，则其纵横海道，未有穷已。某既大集官民之兵，俾往追捕。然鲸波浩渺，实为危道。非神力助顺，岂能必济。是用一诚遥祝，且委官僚，致少牢之荐，以乞灵大神。伏惟挤狂寇于立败之途，导王师以必胜之机，使一网尽获。庶几万舶安行，群生喜赖。某之所以图报于神者，其敢弗虔。

泉州知州真德秀祈风的目的是求神“挤狂寇于立败之途，导王师以必胜之机”，好让东海、南海的商舶“万舶安行，群生嘉赖”。还是为了经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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