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正安：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奋斗故事

从贵阳驱车到正安，高速路要走3个多小时。沿途多雾，开过了，就豁然开朗。

多年来，顶着“尹珍故里”“小说之乡”“白茶之乡”“野木瓜之乡”几项荣誉，地处黔北大山深处的正安县，却依旧是国家级贫困县。

边远、落后、闭塞、贫困，像一团散不开的浓雾长期困扰着正安发展。

如何脱贫，对历届正安主官来说，都是头等大事，也是头等难题。

1987年，正安县委县政府一个大胆的决定，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城，引领了贵州省有组织劳务输出的风潮。而正安的发展，也由此找到了新的出路。

探路：敢为人先，在困境下寻求出路

公元99年，正安先贤尹珍自感家乡荒僻，游学中原。后返回故里开馆授学，传播中原文化，成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文化教育拓荒人。

1000多年后，同样是为了摆脱贫寒，正安“300娘子军下番禺”，开创了贵州有组织劳务输出的先河。

一个是文化拓荒，一个是经济探路，都是正安发展史上不可抹去的一笔，是困境下寻求出路的大胆探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安县总人口48万，耕地总面积35万多亩，人均0.8亩地。地少人多怎么办？正安很愁。

那时，千里之外的广东番禺也愁。改革开放后，沿海城市工业迅速发展，工厂迅速增多，“用工荒”日益凸显。

1985年，时任正安县委副书记的李国士，受贵州省委省政府派遣，到番禺挂职。发现当地劳动力紧缺的情况后，就有了一个大胆想法：把正安的富余劳动力输送到番禺来打工。

回来一汇报，李国士的想法得到了正安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赞同。1986年12月，广东番禺县和贵州正安县签订协议，由正安向番禺输出300名女青年做合同工。

跨省输出劳动力，这在当时，没有先例。结果如何，没人敢打包票。

招工告示贴出来，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安群众议论纷纷，有支持的，也有质疑的。

经过有关部门耐心解释和宣传，一个月后，600多人报名。县劳动服务公司从中筛选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300人，整编成队。由县劳动局干部带队，组成了第一批正安劳务“娘子军”。

1987年2月25日，正安县大礼堂前的操场上，鞭炮齐鸣，喇叭欢响。当年参与送行的老人说，那场面，比正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送兵还要壮观。

三天三夜后，抵达番禺。来自正安的300个姑娘被分配到番禺服装总厂和友利玩具厂，开始了打工生活。

很快，新问题就出现了。

沿海炎热潮湿的生活环境，让大家极不适应。饮食不同、语言不通，再加上技术不熟练，收入低，女工们的日子不好过。

走，还是留？大家心里天天在纠结。

“头一个月是学徒，计件工资，连生活费都不够。”当年南下番禺的“300娘子军”之一，53岁的雷元敏回忆。

技术不精再加上当时恰遇生产淡季，开工量不足，收入太低动摇了绝大部分人的信心。

部分姑娘不愿意坚持下去，就偷偷溜回家。两三个月后，最初的300人中，留在番禺的只剩112人。

带队干部把相关情况写成材料反映给正安县劳动局，劳动局又以县委名义将情况报给贵州省劳动部门。最后，这个信息被送到了贵州省委办公厅。

当时，正安县关于此事各种议论蔓延，县委县政府压力巨大。

5月23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在这份《信息反馈》上批示：“正安县第一次有组织地向省外劳务输出，缺乏经验，出点问题在所难免。只要认真总结经验，坚持下去，就一定能闯出一条路子来。希望正安县一方面做好劳务输出人员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协商解决存在的实际困难。不要半途而废。”

省委书记的肯定和支持，给予正安莫大的鼓励，县委及时派出工作组赶赴番禺，解决问题。

一个月后，随着劳动熟练程度的增加，留下来的112名女工工资大幅提高。最高达到了400多元，最低也有100多元。

“我当时刚毕业，分到正安县劳动局，工资全部加起来才65.5元。”当年的带队干部之一、53岁的娄义云回忆起30年前那段经历，对很多细节都还十分清晰。

好消息频频传回正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外出务工的阵营，一些当初返乡的女工也要求重返番禺。

正安劳务输出的发展就此步入正轨。之后，亲带亲、邻带邻、老带新，成千上万的人不断走出正安。

对于梁龙会来说，2006年的年夜饭显得特别有意义。除了全家17口人大团圆外，更重要的是，借助她和家人多年外出务工的收入，她家建起了有4间门面的4层小楼，生活条件极大改善。而她也是当年南下番禺的“300娘子军”之一。

一笔笔打工收入源源不断从全国各地寄回来。

据正安县邮政局数据记载，2005年，正安外出务工农民汇回的资金为4.5亿元。而当年，正安县地方财政收入仅有7773万元。

劳务经济，让正安尝到了甜头。

“劳务经济已成为正安经济的重要支柱。据统计，每年正安外出务工人员23.4万人，劳务收入31.4亿元。”正安县委常委、副县长黄东说，劳务经济为正安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升级：无中生有，在潜力中培育动力

打造劳务经济，做大劳务产业，做响劳务品牌，成为正安上下一心的共识。截至2006年底，正安全县劳动力总数的40%人口已经成功转移就业。

然而，即使这样一届接着一届干，却始终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正安贫困落后的状况。正安县党政领导意识到，传统的劳务输出模式需要改一改了。

升级，刻不容缓。正安县委县政府连续做了三件事。

头件事：培训农民。

据当地劳动保障部门人士测算，以平均值计，每投入100元培训费用，掌握技能的劳务输出人员即可年增收1200元以上。

正安县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培养新型农民工结合起来，坚持“实用、实际、实效”的原则，对富余劳动力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并把劳动力培训当成一件长远的大事来抓。培训范围不断扩大、培训力度持续加强，培训投入年年增加。

2007年以来，正安县以每年100万元地方财政投入，力促培训资源整合，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近年来，培训投入更是持续加大。“2016年，正安共投入资金194万元，培训1618人；2017年，共投入资金422万元，培训3618人。”正安县就业保障局局长黄晓梅说。

第二件：“引凤还巢”。

2007年，正安县委县政府对劳务输出工作作出调整：转移就业与技能培训相结合、鼓励农民外出务工与回乡创业相结合。同时，派出小分队，主打“亲情牌”，引导和鼓励本土人才回乡创业，参与家乡的建设和发展。

在富余劳动力“外输内转，以输为主，输转结合”的发展战略下，正安“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的构想取得初步成效。每年，都有大量外出务工者返乡后不再外出，并成为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

50多岁的仡佬族妇女闫建平也是“300娘子军”的一员。在外打工10余年后，懂技术、会经营、有资本的她返乡创业。目前开了6个服装店，年销售收入达到400多万元，还解决了当地40余名妇女就业。

据正安县人社局统计，“十二五”期间，全县返乡创业2万人，返乡趋势明显。正安关于“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的构想取得初步成效。

“特别是近两年，正安的创业氛围非常好。目前，我们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有3万多户，其中，从去年到现在就新增1万多户。”正安县劳动就业局办公室主任陈坤华说。

第三件：全民大招商。

为了推动全县工业快速发展，正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带队，先后10多次南下广东和沿海地区招商引资。然而，在多个工业区拜访了上百家企业，却一无所获。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到正安这个边远贫困县投资。

全面大招商，一定要招到商才行。大公司不愿意来，规模小一些的、正在成长期的企业也算数。“就像拉客户一样，这边去拉，那边去拉，就把像郑传玖这样在外边干得不错的本地人才拉回来了。”陈坤华说。

其实，当时的正安，已经具备了一个隐藏的优势，而这个优势，也成为后来正安吉他产业蓬勃发展的伏笔。

在外务工的郑传玖发现了这个契机。

上世纪90年代，郑传玖跟随着正安劳务大军的步伐，来到广州。在经历了两次转厂后，2003年，他接触到吉他制造行业，成为一名吉他制造工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正安县就有人进入乐器厂务工。后来，他们又不断地带人进厂。慢慢地，像滚雪球一样，进入这一行的老乡越来越多。仅安场镇，从事吉他制造的务工人员就已超过万人。

2006年春节返乡探亲的一次闲谈，成为郑传玖打工生涯的转折点。

那天，几个同在乐器行业打工的老乡凑在一起聊天，郑传玖提议：“我们有的懂技术、有的搞管理、有的跑市场，为什么不合伙，一起出来给自己干？”

一拍即合。2007年，郑传玖和乡亲们的第一间吉他加工厂，在广州开办起来。

经历5年的艰难创业，到2012年时，工厂每月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上万把，工人200多名。

而这个时候，正安正在千方百计大招商。

通过走访郑传玖的吉他厂，招商人员发现，正安常年在外从事吉他制造的农民工就有5万余人。

县委县政府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作出了在正安发展吉他产业的重大决策，确定了“从劳务输出品牌入手，引回沿海地区从事吉他行业的老板和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招商引资思路。

2013年8月12日，三辆大巴车载着200多名外出务工的正安人，从广东回到了正安。领头的人，就是郑传玖。

5月，郑传玖的遵义神曲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在正安经济开发区正式投产。年制造吉他506万把、产值约50亿元。

郑传玖的返乡，只是正安吉他产业发展的开端。

“经过多年拼打，大批外出务工者积累了技术和财富，形成可观的人才效应。吸引他们返乡创业，政府扶一把、送一程，就能形成一个新兴支柱产业。”正安县县长吴起说。

在正安不断优化创业环境的优惠政策吸引下，通过以商招商，外地乐器加工配套企业纷纷入驻园区，正安经开区的吉他产业越做越大。

截至今年10月底，园区共引进吉他生产及其配套企业54家，除了与世界三大吉他品牌合作外，已自主研发并注册“格拉苏底”“0851”“0818”“Sevinia”“wei”“贝加尔”“威博”等24个吉他自主品牌。

正安县还在毗邻吉他产业园的区域，同步规划了占地40余亩、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搬迁规模为3222户13945人的移民安置点。把发展产业与易地扶贫搬迁结合起来，既解决了园区用工需求，也解决了移民的就业安置问题。

“瑞濠移民安置点离产业园很近，走路5分钟就能到!”移民安置点相关负责人说，今年6月30日，已完成全部移民的搬迁入住工作。

从2013年至今，正安吉他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产品远销日本、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让远贫困山区做起“国际生意”，创造了“无中生有”的发展奇迹。

如今，正安以“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为载体，深化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建设，积极搭建回乡创业平台和优化投资创业环境。同时，全力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在土地使用、税费减免、证照办理、银行信贷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全力打造正安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

思变：提质增效，由量变到质变

在贵州贝加尔乐器有限公司办公大楼内的电子商务部，“叮咚、叮咚”的信息提示声此起彼伏。

“这是我们的核心部门，有60个员工，两班倒。”公司负责人赵山说。

与郑传玖的神曲公司聚焦贴牌加工，专注订单生产不同的是，贝加尔公司倾力研发自主品牌，通过电商销售，抢占初学者市场份额。

目前，贝加尔公司有3条生产线，日产吉他2000把，通过天猫、京东等第三方平台，每天销往全国各地的吉他为3000-4000把。而园区内，还有6家企业在为其“威伯”品牌代工生产。

2018年“双11”当天，贝加尔线上吉他销量达24000把，创下西南地区乐器类目销售冠军。

就这样一个产销两旺的企业，入驻园区的过程，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

2015年，赵山看到家乡吉他产业已成规模，就和两个同样在外打拼的“发小”合计，准备回乡发展。

与入驻园区的其他吉他企业不同的是，赵山以前干的是IT行业，另外两个合伙人也都没有从事过吉他行业。如今要回乡开办吉他厂，他们能展示给园区管理部门的，除了一个关于企业的发展思路外，其他如工人、设备等，什么都没有。

“我们当时还真是什么都没有，”赵山坦言，“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成功。熟练工人正安很多，电商营销是我们的特长，只需要政府提供厂房就行!”

然而，仅有一个很好的设想，光凭一张嘴、几页企划书来描画一个听起来不错的商机，谁听了，都很难被打动。

开始的三四个月，赵山的游说并不成功。在园区内其他吉他企业订单生产、旱涝保收的前提下，领导们都不看好他的蓝图。

“3个合伙人都是门外汉，你想，哪个敢答应他？优惠政策也是真金白银啊!”正安经开区办公室主任周学莹说。

但是，自信的赵山并不气馁，多次沟通后，有关部门终于被打动了，决定把园区内最小的一个厂区批给他，给他们一个试一下的机会。

年轻人的执行力是惊人的。从找工人、买设备，到开工生产，赵山他们只用3个月时间。半年后，月销量过万。

今年，园区又追加了一个厂区给他扩大生产。“现在看来，当初还真是小瞧了这3个小伙子。”周学莹笑道。

就是这次“冒险”，让正安吉他园又培育出一个“领头羊”。

众多企业入驻园区后，产业聚集效应很快显现了。许多乐器制造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正安，纷纷前来考察。

“以前请也请不来，现在不少企业排着队到正安工业园区申请厂房。”周学莹说，这确实是一个质的转变。

2018年8月8日，正安产业园集中签约16家企业。这次集中签约活动再次在国内外乐器制造行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来自加拿大、台湾、香港、广州等地的多家吉他生产企业和配套企业，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正安，表达前来投资兴业的愿望。

按照“抱团发展、创新创造”的构想，正安在做大吉他产量的基础上，不断延长、丰富吉他产业链。全力推动吉他产业从以代工为主向自主品牌为主转型升级，以注重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并重的转型升级，以吉他制造为主向吉他制造、吉他文化、吉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方向转型。

如今，正安积极协调推进遵义、正安及周边市(县)的吉他老师培训及吉他进校园项目，致力于将正安县建成吉他教育人才培训中心，为全国学校培训吉他音乐教师；同时通过企业运作推广正安吉他夏令营活动，并将活动办成全国性音乐地标性活动。

2018年的正安县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继续做大做强乐器制造产业，确保到2021年，年产吉他500万把，实现产值50亿元。

30年前，正安“300娘子军下番禺”，不仅为正安走出困境探索了一条新路子，也为正安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入了渐行渐速的原动力。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通过开拓进取，总能找到撬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支点。

一千多年前，尹珍走出去，又回来。一千多年后，更多的正安人走出去，又回来。“不甘落后，敢为人先；报效桑梓，振兴故国”的尹珍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正安人。

历史是如此奇妙，用近两千年的时间见证了两次走出去开拓视野和返回来振兴故里的轨迹。

新时代，开拓奋发的正安人有信心创造新的奇迹。(豆文君)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