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22年10月19日发布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因病逝世，讣告随后从大陆新村寓所发出，先生遗体于当天下午移至胶州路万国殡仪馆。10月20日，悼念仪式在殡仪馆灵堂举行，数以千计的各界人士前来瞻仰鲁迅先生遗容。10月22日出殡，叶圣陶后来回忆这场葬礼：“各界的人不经邀约，不凭通知，各自跑来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表示钦敬和志愿追随的心情。一个个自动组合的队伍，擎起写着标语的旗或横幅，唱着当时流行的抗敌歌曲或者临时急就的歌曲，从上海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墓地，大家动手铲土，把盖上‘民族魂’的旗的鲁迅先生的棺材埋妥。这样的事，上海从未有过，全中国从未有过。”
1937年的周年祭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鲁迅先生纪念集》。《档案春秋》原副主编陆其国曾就此书撰文，刊登在我馆馆刊2009年第4期。又到一年鲁迅祭日，请跟随此文的导读，走近鲁迅先生。
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祭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为此编辑出版了《鲁迅先生纪念集》（以下简称《纪念集》），以纪念和缅怀先生。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是关于鲁迅先生的“评论与记载”。
▲《鲁迅先生纪念集》封面及扉页
事隔72年，今天我阅读着这本编辑、出版于半个多世纪前的《纪念集》，透过这部有关先生的“大事记”，读着从中折射出的先生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世事沧桑，当然也包括先生的性情趣味、人格魅力等等，分明感到从中凸显出的鲁迅先生。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笑骂由之，他的率性较真，无不廓清着后来曾经长久笼罩在先生头上、也留在广大读者印象中的神话迷雾。我毫不怀疑，当年《纪念集》的编者们，是真正怀着对先生的真挚热爱和敬仰之心，秉承事实，认真从事着这项惠泽后人的工作的。因此，读着这部厚厚的《纪念集》，就如阅读着先生沉甸甸的人生档案。
▲插页中的鲁迅照片
《纪念集》“总目”由如下内容构成：自传、年谱（许寿裳编）、译著书目（附笔名，许广平辑录）；逝世经过略记、逝世消息摘要；悼文（共四辑）、函电、挽联辞；通讯；附录（包括签名统计、刊载悼文的杂志细目、载于日本各杂志报章的悼文细目、刊载图画的各刊物、收到的报章、祭礼统计）；后记。
《纪念集》“后记”写道：
（鲁迅先生）“治丧办事处”于丧事结束后，原拟把治丧的详细经过，作一个报告。后来“治丧办事处”停止工作，改由“治丧委员会”负责，并推定四人负责编辑。但随着时间的过去，蒐集的材料愈来愈多，于是索性变更计划，扩大了范围，企图将先生逝世后各地——远至国外所起的反响，给描出一个轮廓。
现在且让我们来看看《纪念集》究竟描述出了先生的怎样“一个轮廓”——诚然，它应该也是先生“人生档案”的一个侧面。
一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先生的“自传”简短到不足千字。但一上来就不仅介绍了出生背景，而且言简意赅，毫不含糊地道明了自己的生活志趣和人生旨意：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在这段叙述中，先生一语道出了他此生无意于为官和经商。现在我们都已知道，他的一生确实也践行了这一点。什么是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叫履行自己的诺言？先生的一生就是范例。
读载于《纪念集》中的许寿裳为先生编的年谱，其中记先生八岁时的两件事，很让人动容。
第一件事：（1888年）“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先生八岁时，出生才十个月的妹妹周端不幸夭折，还是孩童的先生伤心地躲到屋子一角暗暗哭泣。从中可见他自小对亲人的温情柔肠。
第二件事：也是先生八岁那年，一天，“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公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赌家一方是父亲，一方是伯伯，都是自家人，说谁输都不好，“愿大家均赢”的回答，显出了先生的聪明和圆通。
《纪念集》中许广平辑录的“鲁迅先生译著书目（附：名·号·笔名）”，分正、续两编，前者时间起讫于1921年至1931年；后者为1932年至1937年，包括先生遗著书目。其中有“前未登载者”“所未印行之著译”等等，这些内容无疑是研究先生的重要资料。尤其是钩沉辑佚的78个先生曾用笔名，更为鲁迅研究者提供了一份按名索文的扎实史料，使研究者有曲径通幽之感。所以，这本《纪念集》除了纪念意义外，更具有史料文献价值。
二
且读收录于“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中的“鲁迅先生讣告”：
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
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 蔡元培 内山完造 宋庆龄 A·史沫德莱 沈钧儒 萧参（萧三） 曹靖华 许季茀 茅盾 胡愈之 胡风 周作人 周建人
讣告虽无标点，但并不难句读，即使今天读来，也不会有阅读障碍。讣告对鲁迅无丝毫神化美化、任意贴金的用辞，似乎意在告诉人们：无论伟人凡人，在死亡面前一律平等。讣告的任务仅仅是告示这个人不幸逝世，与伟人还是凡人无关。在关于先生的讣告中，引人关注的倒是从中披露的先生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先生的为人作风，于此可见一斑。
鲁迅先生的影响太大了，以致许多事的处理单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已应接不暇。于是“于治丧委员会以外，又由临时办事人员，成立了一个‘治丧办事处’的组织。除履行委员会一切指定外，即担份丧事内部一切事务，如来宾招待，灵堂布置，签名，缚纱，祭物收受，通告文书，新闻记者接见等是。”在这份名单中，除了巴金、黄源、靳以、萧乾、黎烈文等外，还有张春桥，而且张排名还在赵家璧等人前面。即使那份名单排名不分前后，至少可知张春桥那时尽管曾用狄克的笔名发表文章攻讦先生，但让他列名“治丧办事处”，说明他并没有为时人摒弃，所以以张后来的行为来夸大其在当时的为人为文，于今看来，似有妖魔化之嫌。张的实质性变化是后来的事。
只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两份名单中都没有出现逝者家属。
在这份“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中，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结尾部分如下文字：
在一片沉重广茫练似的哀悼的歌声底缠裹里，先生的灵柩，便轻轻地垂落进穴中。
夜了。天西的月亮还没有满弦；深秋的风，动着墓地上黄杨和梧桐的叶子，和了那仍是一条沉落向海底的练似的歌声轻轻地沉向了远天！
行文明显带有那个年代的风格，氛围有点凄凉，但不乏苍劲；情感意境廖远，但深怀悲悯，读来令人动容。
▲“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
三
《纪念集》接着收录的便是关于先生的“逝世消息”。内容包含全国各地以及苏联、日本等国家各报登载的有关先生逝世的消息，以及由此激起的反响。该辑内容“附记”云：
以上的报纸系由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先生逝世后起到一九三七（年），一月止，凡搜集到的全按序编起。大致分三类：
第一辑：噩耗之部——系先生逝世消息。
第二辑：治丧之部——这包括到安葬为止的经过情形。
第三辑：追悼之部——这是关于各地追悼的情形。
编者特地注明，收录这些报纸内容时，除了字号稍有调整，其标题格式悉照原样。“这样做，无非要存一点真，使读者们从这简单的标题中，也可以了解一些国内外各方面的报纸对于鲁迅先生的逝世，态度是怎样处置着。”
诚哉斯言。
▲各报登载的鲁迅先生逝世消息
在这些内容中，就不乏有鲁迅先生逝世的特辑、专刊、专号等等。如无锡《人报》在《哀悼鲁迅专号·编后》中说：“虽然鲁迅先生遗嘱上说：‘忘掉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然而鲁迅先生毕竟太伟大了，他的死，正像我们所比拟的——是太阳的殒落。太阳殒落能叫我们无动于中[衷]吗？我们宁愿做‘糊涂虫’，我们还是给鲁迅先生出（哀）悼专号。”
十月二十日《上海日报》（晨刊）报道的内容也堪可注意：
把鲁迅様逝去之日 由银幕传达给全民众 “明星”的欧阳予倩氏指挥 完全收进软片
其摘要云：“叙述明星公司欧阳予倩氏在十九日在先生室所拍取影片的情形，‘把这个世界的文豪底逝去三日底情形完全收入软片，通过银幕介绍给中国底人们’。”同一件事，收录在《纪念集》中的柯灵所写《文坛巨星的殒落》一文也有提及：“下午二时左右，明星影片公司方面得到鲁氏逝世的消息，由欧阳予倩，程步高，姚莘农先生引导到鲁氏的寓所摄取了新闻影片。”“鲁氏的遗体，鲁氏的寓所，连鲁氏生前日常工作的书案，也由鲁迅夫人按照平日的样子给摄了纪念的电影。”
可以认定，当年的悲痛一幕，欧阳予倩等人曾留下动态的影像档案。只是不知为何，长期以来，我们很少听到有谁曾经看过这些内容。这一纪录片若能够和世人见面，当不外亦是后人对先生很好的景仰和纪念。
四
之后就是悼文。
说是悼文，其实更迹近于纪念文献。要深入了解先生，研究先生，这些文章提供的史料至关重要。在此不妨摘录一二，只要看看这些文章的作者和题目，即可以斑窥豹——
《记鲁迅先生轶事》（蔡元培）、《怀亡友鲁迅》（许寿裳）、《关于鲁迅》（知堂）、《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鲁迅先生》（章乃器）、《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许钦文）、《鲁迅翁杂忆》（夏丏尊）、《永在的温情》（郑振铎）、《写于悲痛中》（茅盾）、《怀鲁迅》（郁达夫）、《鲁迅先生的“转变”》（王任叔）……
以上为《纪念集》中“悼文”第一辑的部分内容。
蔡元培在文章中，述及了鲜见有人写过的鲁迅先生与音乐的“轶事”：
先生于文学外尤注意美术，但不喜音乐。我记得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教育部废去洪宪的国歌，而恢复《卿云歌》时，曾将两份歌谱付北平的中学生练习后，在教育部礼堂唱奏，除本部职员外并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细听，选择一份，先生与我均在座。先生对我说：“我完全不懂音乐。”我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否把“懂”字看得太切实，以为非学过音乐不可？还是对于教育部这种办法，不以为然，而表示反抗？我后来没有机会问他。
蔡文还记述了如下一则有关先生的“轶事”：
先生在教育部时，同事中有高阳齐君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职后，齐君就声明辞职，与先生同退。齐君为人豪爽，与先生的沉毅不同；留德习法政，并不喜欢文学，但崇拜先生如此，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这些都是鲁迅先生身上鲜为人知的“另一面”。研究先生，显然不应该忽略他的这些“另一面”。
类似这样的“另一面”内容，在夏丏尊的《鲁迅翁杂忆》中也有记述。比如关于翻译，夏文写道：
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古文的风气尚盛，周先生对于古文的造诣，在当时出版不久的《域外小说集》里已经显出。以那样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物植物的讲义，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浪费，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
对于鲁迅先生的译文，不乏有人说短道长，现在读了夏丏尊此文，可以知道“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且“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即使夏文在这里有过誉之辞，至少表明了鲁译远非毫无可取之处。
夏文记述的关于鲁迅先生的另一件轶事也很有意思：
知道鲁迅先生曾在大学向莘莘学子讲授文学、讲演时政、谈论读书……我们何曾听到先生还向年轻学子讲授生理卫生，尤其是生殖知识——“这是当时一段珍闻”，分明也是今天一段珍闻呵！
有缘一见鲁迅先生是值得庆幸的；能够和先生晤谈，更是一种幸运。收在《纪念集》中的许钦文《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一文，就记录了他的这种幸运。这是许钦文在先生病逝前几天对先生的造访和晤谈，于今读来，显见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许钦文先是于7月14日去看望鲁迅先生。先生一见到许，就说：“几乎不见了。”先生意思是说许如不来，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先生对许说：“不过我的肺已经烂掉了许多，照医生说来，如果是欧洲人，早就在五六年以前死掉。”又说：“不过肺已经烂掉了许多，总是实在的，X光线照着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明白！”
这天晚上许和先生在楼上共进晚餐。餐罢，许广平来收拾碗筷，海婴跟在后面，手上拿着个桃子。许钦文写道：“鲁迅先生见这水果，说是也要吃一个；桃子本是他所爱吃的。我说这东西是损胃的，刚吃过阿司匹灵，吃下去恐怕不好。”
先生看着桃子，笑笑说：“不要紧！”但他最后还是把桃子放下了，“算了罢，不吃就是”。
看到儿子海婴，看到海婴手中的桃子，先生情不自禁流露出了近乎孩童般的率真，这就是先生身上的一种真性情，也是他可爱的一面。
先生当然有其愤世嫉俗的一面。但即使如此，先生也并非总是怒发冲冠，冷眼相对。夏丏尊在《鲁迅翁杂忆》结尾中写道：
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写道：“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指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伟人毛泽东对鲁迅的解读。自此以后，率真的先生逐渐远去，凸显在大众眼里的先生形象，多是“横眉冷对”。而与先生交往密切的冯雪峰告诉我们：先生诗中的“孺子”，本意只是指儿子海婴，毛泽东的解释是“一个天才的解释”。正像著名作家和记者曹聚仁说毛泽东引用鲁迅诗句，境界比鲁迅原意开阔得多一样，人们将此“天才的解释”发扬光大之，先生身上率真的一面因此渐被湮没。因为这一点，今天读《纪念集》，我觉得倍感亲切。
当然也有震撼。比如读《纪念集》中郁达夫《怀鲁迅》一文如下文字时，我就被震撼了：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此文写于1936年10月24日，距先生逝世仅五天。这是一个真文人的忧国之思，警策之言——意在唤醒国人感知并认识“伟大的人物”的应有智性！
五
悼文第二辑收录了先生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及先生病逝前曾为他诊治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等人的文章，同样不乏文献价值。内山完造记述的，就是先生逝世前一天的情景。那天，内山完造收到了先生请夫人许广平特地交给他的一封亲笔信。
老板：
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拜托你，请你打个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点替我办！
草草顿首
L拜十月十八日
接到先生这封信，内山完造吃了一惊，先生“时常总是写得齐齐整整的信，今天，笔却凌乱起来了”。而且又这么急地央他请须藤医生。给须藤医生打电话后，内山完造便急忙赶到先生家探望。只见“先生坐在台子旁边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但，脸色非常坏，呼吸好像也很困难”。于是他和许广平一起为先生按摩。不一会，须藤医生赶到了，相继给先生打了两针。但这天的情况终究没有好转。内山完造这天离开先生家，他绝不会想到竟然就是和先生的永诀。
第二天一早，当内山完造再次来到大陆新村九号先生寓所，只见“先生的额还温暖，手也还温暖；但呼吸已绝，脉搏也停止了！我用一只手握着先生的手，一只手按在先生的额上：温味渐渐地消失了下去了。许夫人靠着台子悲泣着，我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语，只是跟她一同悲泣”。
由先生的不幸逝世，内山完造回忆起了“先生平日的谈论之片断”，遂将它们逐一记录。这些内容无疑是研究鲁迅的重要史料。比如有一天，鲁迅先生在报上看到有个人借祝寿敛钱达十余万之多，不由愤然道：“从前的受贿，都是很秘密的；但，如今，则贿赂似乎大抵都变成公然的了。”
又如，内山完造亲见有人借了先生珍藏的外国书，还来时，“书页弄得皱得不成样子，美丽的插画，也通通弄脏了”。此时先生脸上就会露出一脸悲苦。先生对书籍的珍爱之情溢于言表。
鲜为人知的还有鲁迅先生曾对治理黄河有过警策之论。
那天，先生对内山完造说，你知道“黄河之水天上来”吗，“治理黄河的方法，并不是疏浚河床，而是把两岸的堤防渐渐地加高的”。鲁迅式的幽默继续着：“河床年年为泥沙堆高，因此两岸的堤防也渐渐地高了起来。大水一来，高筑的堤防在什么地方一溃决，水就会跟瀑布一般地流下来。”于是，黄河之水就从天上来了！接着，先生忧虑道：“中国实有把这种治水方法加以革命之必要呢！”
内山完造的文章还记载了不少有关先生的轶事。如先生在大饭店乘电梯遭拒就是其中之一。那天，先生和内山完造一起喝茶，内山完造问先生昨天去了哪里。先生回答说去大马路Cathay Hotel（今南京东路和平饭店）看一个英国人。因客人在七楼，先生就走进了电梯。不料电梯工无动于衷。先生先还以为他在等人，等了一会并没人进来，便请电梯工送他上七楼。电梯工把先生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实在看不出板寸头发、蓄着胡子、蓝布长衫、脚穿跑鞋的先生像是有身份的人，于是就蛮横地对先生说：“走出去！”
先生就这样被赶出了大饭店的电梯，然后沿着楼梯走到七楼。
先生在七楼呆了两个小时。告辞时，那位英国人一直把他送到电梯口。开电梯的正是那个先前喝斥先生“走出去！” 的电梯工。看到这个有身份的英国人对这位曾被他赶出电梯的人如此尊重有礼，电梯工顿时露出一脸窘迫。
类似这样的故事，被内山完造娓娓道来，让我们从中读到了先生身上的普通和平易。当然，更多的是亲切。
六
应该说，像《纪念集》这样的书，它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文献史料这一层面上。除了上面我们业已说及的，还有如关于先生之死的病理性方面的文献史料，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所写《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便是一例。须藤五百三在文章中详细剖析了先生的病情病理病因，其中附录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更是先生的一部病史日志，记载极详。相信这样的内容一定会有鲁迅研究者感兴趣。尤其是在2001年，先生之子周海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以后。海婴在该书“父亲的死”一节中，道出他有“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那个“谜”就是他“父亲的死”不排除系须藤加害的嫌疑。而且这一嫌疑首先成为先生夫人许广平和先生胞弟周建人心头的迷雾。海婴说他一直完好保存着叔叔周建人于1949年7月写给他母亲许广平的一封信，信中写道：“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指须藤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窦之一。此种疑窦，至今存在。今您既在沪，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医生是否在沪？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
▲须藤五百三所撰《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
海婴还在书中披露，关于此事，日本曾有专家专程来沪查资料，想澄清此事。却始终无法让他母亲和叔叔释疑。叔叔还曾告诉海婴，他父亲临死前肺病确实很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美国肺科专家邓医生来会诊。邓医生检查后说，病人肋膜积水，马上抽掉，热度会退下来，胃口也会开，身体抵抗力会增加。现在开始治疗，至少可再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然而对于邓医生诊断先生患结核性肋膜炎的结论，则被须藤医生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须藤医生才认可邓先生的诊断，才为先生抽积水，但为时已晚矣。后来先生病逝，距邓先生给他会诊恰好半年。
先生逝世后，须藤医生曾写过一份治疗经过报告，但这份报告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遭到许广平质疑。所以后人要研究这一课题，作为史料，显然绕不过《纪念集》中须藤的《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及其他相关文字。
在接下来的第三辑、第四辑内容中，我们又读到了当代一批和先生有着或多或少交往的作家怀念先生的文章。这些文字中，同样不乏研究先生的珍贵文献史料。
第四辑末附有编辑组简短的“附记”，其中一条写道：“侧重研究——尽可能选拔各方面较有系统的评论文字。无分友敌。”
一句“无分友敌”，使得这本编辑、出版于1937年的《纪念集》的立意和价值尽显矣！
全书《后记》说，出版这本《纪念集》，“遗憾的是（先生）手迹、逝世及葬仪的种种照片，以及歌谱等，都因经济及时间关系，未能附入。”本来纪念委员会计划另行编印一本精致纪念册，收入先生各时期的照片的，因“八·一三”战争爆发，接下来上海沦陷，纪念册没能付诸实施。《纪念集》也因此见证了人们在1937年对鲁迅先生最集中的隆重纪念。
▲“挽联辞”
内容来源：《出版博物馆》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