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广泛的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同时也用于工业和科研生产中。因其具有透明、反射、温变、着色等特性，可以运用工艺手段进行浮饰、刻磨、吹塑、拉丝等，精雕细琢，使得玻璃艺术品精巧玲珑的风格，显示出艺术魅力。我国玻璃历史源远流长，天然苏打与沙滩上的石英砂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的晶体，这就是最早的玻璃。早在西周时期，我国陕西宝鸡茹家庄伯夫妇墓，以及洛阳中州路、庞家沟，陕西沣西、张家坡等地西周墓出土了一些人造珠管,被称为早期玻璃。《尚书·禹贡》中就出现了“璆琳”一词，。璆琳本意为美玉，古人借其称呼似玉的玻璃。出土于徐州北洞山汉墓的玻璃杯是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中国自制玻璃容器，制造于公元前2世纪。当时的国产玻璃不透明，器壁较厚，和今天的玻璃完全不同。这些玻璃虽然无法像玉器、陶瓷一样普及，却在工艺品文化和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位。

南京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批东晋时期的玻璃制品，十分精致。1970年出土于南京象山M7的两件玻璃杯，形制相同。高10.4厘米，口径9.4厘米，底径2.5厘米，壁厚0.5—0.7厘米。玻璃杯色黄微泛绿，较透明，内有气泡。杯身似筒形，口稍外侈，深腹，至底收敛，平底。杯身磨光，口沿外及下腹部各有一周弦纹及平整的花瓣，腹部有七个椭圆形装饰。器形端庄优美，具有异国风采。

1998年出土于南京仙鹤观M6的一件玻璃碗。高7厘米、口径9.1厘米、厚0.1－0.15厘米。玻璃碗白色微泛青，透明度好，玻璃中含有不少小气泡。直口微敛，束颈，弧腹，圜底。肩腹有三组极浅细和弦纹，腹及底部有四周磨光的竖长椭圆形花纹，其中第三、四周之间还有一周七个横长椭圆形纹饰。纹饰简洁明快，特别是运用椭圆形大小错落的变化，组成花形图案，使器形更显得端庄秀美，别具一格。

出土于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地的玻璃碗，高7.8厘米、口径8.5厘米、腹部最薄处仅0.2—0.3厘米、底部最厚处为0.5厘米。玻璃淡蓝色，透明度高，圆唇，敛口，束颈，球腹，圜底稍内凹。有20条磨刻的线隐隐隆起从底部延伸到碗下腹部，似为花瓣形装饰。出土时它承托在一件高3.7、口径11.5厘米的圜底银碗中，足见墓主人对它的珍爱。

这几件玻璃器皿的主人都是当时身份显赫的人物。南京象山是琅琊（今山东临沂市北）王氏的一支——尚书左仆射王彬的家族墓地所在。琅琊王氏从西晋太保王祥以来，直到梁陈之世都是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主要豪族。随葬玻璃杯的7号墓位于象山西麓的半山坡上，据专家考证属东晋早期，其墓主人为王彬的次兄王廙之墓。王廙生前地位十分显赫，官至荆州刺史、平南将军、武陵侯，死于晋元帝司马睿永昌元年（322），随即“丧还京都”，葬于建康（今南京）。仙鹤观M6的墓主人是东晋名臣高崧的父母高悝夫妇。高崧，字茂琰，广陵（扬州）人，曾任侍中（皇帝身边的近侍重臣，官三品，秩二千石）等职，据《晋书·高崧传》记载，其父高悝，官至丹杨尹，光禄大夫，丹杨尹作为京都建康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地位十分特殊，位次九卿之下。光禄大夫亦多为在朝显官加赠，位在诸卿之上，史书即载高悝“遂历显位”，“备位大臣”。南京富贵山是当时东晋帝陵的所在地，虽然该墓从墓葬的结构和规模来看可以排除帝陵的可能性，但该墓出土包括青瓷、金、银、铜、铁、玉、石、玻璃、琥珀、炭精等各种质地的器物60余件，而且制作精美，不少器物很罕见，绝非当时一般贵族和官僚所能享用，

这几件玻璃器有着浓郁的异域玻璃器的风格。公元三至七世纪是伊朗高原玻璃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除了生产大量玻璃珠饰、纺轮外，还制造精美的高级玻璃器皿，供上层社会享用和出口。由于这个时期主要是萨珊王朝时期，一般将它们称为萨珊玻璃。萨珊玻璃在世界玻璃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填补了罗马玻璃衰落之后，伊斯兰玻璃兴起之前玻璃制造史上的空缺，在继承和发展玻璃工艺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这些玻璃碗、玻璃杯的腹及底部饰有四周磨光略内凹的竖长椭圆形花纹，这种磨花工艺是萨珊玻璃风格。通过对其残片成份的检测，玻璃属钠钙系统玻璃，不同于中国的铅钡玻璃。与国内同期发现的同类玻璃一样，都是萨珊玻璃的典型。

玻璃杯和玻璃碗的出土是南京地区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和收获。是六朝时期中外贸易往来的重要见证。四件玻璃器都出土于当时的东晋建康都城，说明都城的重要地位。它们为我们研究东晋时期的经济状况，中外交通史等方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