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化——中国传统建筑中龙的装饰艺术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中国更被誉为东方巨龙。龙文化渗透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到处都能看到龙的踪影。

　　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古老的风水理论恪守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三大古典原则，与中国营造学、中国造园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古人无论是选择繁衍子孙的居所还是安放灵魂的阴宅，从选址、建造到最后的“入住”都须有风水堪舆师参与并提供意见。

　　一般来说，风水术被分为理气派和形势派。但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都离不开对山川地形的判断，在中国风水术中，没有离开形势的理气，也没有不需要理气的形势。任何一块宅地表现出来的吉凶，都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犹如中医切脉，从脉象之洪细弦虚紧滑浮沉迟速，就可知身体的一般状况，因为这是由心血管的机能状态所决定的。只有形势完美，宅地才完美。清代的《阳宅十书》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

　　风水术士考察山川形势首推“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相应的活动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所谓觅龙，就是勘察当地的龙脉，进行分析推理，判定其好坏。脉的本意是血管，引申为像血管一样连绵贯穿的东西，而龙的躯体以绵长为特征，且龙善于变化。因此，古代风水理论就借龙之名来代表山脉的走向、起伏、转折、变化，外形上连绵起伏，并且其中有生气贯通、有始有终、有根有源、有支有派的山脉被称作“龙脉”。平地上也有龙脉，其标志是微地形和水流。

　　古人之所以要寻找、辨别龙脉，原因就在于风水术以气为万物本源。《管氏地理指蒙》卷一《有无往来》云：“未见气曰太易，气之始曰太初……一气积而两仪分，一生三而五行具，吉凶悔吝有机而可测，盛衰消长有度而不渝。”明代蒋平阶在《水龙经》中论“气机妙运”时说：“太始唯一气，莫先于水。水中积浊，遂成山川。经云：气者，水之母。水者，气之子。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母同情，水气相逐也。夫溢于地外而有迹者为水，行于地中而无形者为气。表里同用，此造化之妙用，故察地中之气趋东趋西，即其水之或去或来而知之矣。

　　行龙必水辅，气止必有水界。辅行龙者水，故察水之所来而知龙气发源之始；止龙气者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龙气融聚之处。”此气并非物质世界中的空气、大气，而是一种“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超自然的神秘之“物”。它是无穷变化的，它可以变成水，也可以积淀为山川，所以寻找生气首先就要观察山川的形势。辨别龙脉的好坏，要审定山脉的长远，辨别山脉的大小与兴衰。山脉来得绵远者，气脉亦绵远；山脉来得短促者，气脉亦短促。

　　勘测风水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然后寻找能聚生气的地点，这就是“点穴”。“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在风水中引申为龙脉止聚、川溯萦回、冲阴和阳、土厚水深、郁草茂林的一个地方，风水学的“形势派”认为“有龙必有穴”，“龙真穴亦真，龙假穴亦假”。绵亘的龙脉，远者百里千里，近者五里十里，选穴实非易事，正如《葬经》所云：“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天下龙脉发于昆仑

　　中国的地理形势，每隔8度左右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考工记》云：“天下之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尚书·禹贡》篇把中国山脉划为四列九山。而被认为是风水术“形势派”开山人物的唐人杨筠松在《青囊海角经》中写道：“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行；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昆仑山这座中国大山，在古代神话中上通天、下通地，山上百神集结；它又是地理上实质存在的山，是万河之源、万山之宗，似乎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

　　风水学认为它上载天上五气，并有阴阳在此交会，又具备五形，是万山之祖。由昆仑山发端生出五支山脉，其中三支向东南延伸出三条龙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泰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这三大干就是中国历代视为龙脉的山脉。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堪舆家将龙脉之形作了形象的概括，共分九条正龙：回龙、出洋龙、降龙、生龙、飞龙、卧龙、隐龙、领群龙。而根据不同的方法就会有不同的划分结果。根据顺逆可划分为顺龙和逆龙，根据阴阳可划分为阳龙与阴龙。概括来说，好的龙脉主要有：生龙、善龙、富龙、贵龙等等；与此相对，坏的龙脉主要有死龙、恶龙、病龙、贫龙、绝龙等等，总之，龙脉观形则易，认势惟难。

　　按照理想的模式龙脉分为祖山、少祖之山、高祖之山、远祖之山。能否得龙脉吉气，祖山最为重要，其气势要求耸拔胸围，作为生气聚集的中枢。少祖之山乃祖山与高祖之山的连接纽带，祖山只有通过此与高祖、远祖之山连接，才能获得源源不绝的生气，直达于昆仑祖庭之气脉，若不是如此，就会生出弊害。

　　以北京城为例。《天下舆图总考》里说道：“天下之山三大干，北干起自昆仑阗颜至白登西，一枝为壶口、太岳，南析城，历恒山、钟燕山，转天寿，尽于碣石、海。”从这里可以得知北干龙起源于昆仑山，天寿山为龙脉万里而来的聚结之处。北京城就位于这北干龙之上，而天寿山是北干龙的正结，即北京城的龙脉镇山（玄武山）。那么就是说，北京城的龙脉起自昆仑山，经太行山从西南走东北山脊，蜿蜒逶迤的太行山山脉自南向北奔腾而来；浩浩荡荡的燕山山脉，重峦叠嶂，自西向东排列。昆仑山就好比接连天地的巨柱，如同气上通天，因而故宫就具有了天上的元气。元气是宇宙生命之源，它是一切存在物的生命之本。有了元气就有生气，那么北京城就会蓄积生气，成为万代永固的基业。由此可以看出，龙脉实际上也作为一种古代社会的精神动力而存在，百姓依赖这种精神而坚定生活的信念，统治者依赖它传万世之基。整个古代，“龙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几乎是牢不可破的，直至科学发达的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

　　“四神砂”中的青龙砂

　　除了北京，据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在兴建都城之前，都会先为国都找到一座依靠的山脉，只有国都背后有高大雄伟的山峰作为靠山，国基才会坚固不拔。六朝古都南京，濒临长江、四周是山，有虎踞龙盘之势。其西边有秦淮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幕府山，东有钟山，西有富贵山，南有白鹭和长命洲形成夹江。明代高启有诗赞曰：“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可见，为城市和建筑选址，除了对“来龙”之主山的辨别，还要观察隶属主山之环卫诸山的好坏，辨明山之群体关系，即察砂。

　　明代徐善继著《地理人子须知》说：“砂者，古人授受，以砂堆拨山形，因名沙尔。”沙、砂相通。在风水格局中，砂乃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城市的群山，并与特达尊崇、城市后倚的来龙或谓主山镇山者，呈隶从关系。在所有环绕吉祥地的“砂”中，最重要的当属所谓“四神砂”，它们是位于吉祥地左右前后四个方向的小山，风水学中将它们命名为：青龙（位于左）、白虎（位于右）、朱雀（位于前）、玄武（位于后）。

　　风水学中的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其天文学的来历。先哲在观察星辰时，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而二十八宿又分为四组，每组有七个星宿。这四组，分别是春、夏、秋、冬四季中天之星。每组七宿联起来想象出一种动物，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唐孔颖达释苍龙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并为苍龙之体，南首北尾，角即龙角，尾即龙尾。”

　　《周易》以乾卦为第一卦，它象征龙，故乾卦又称为龙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元首，吉。”乾卦中的六龙，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自角至尾六宿龙星于不同季节在天球位置的变化的观测成果。初九，龙星既未出地，农事的节令还未到来，故云“潜龙勿用”。九二，龙星开始升上天空，这时人们最先看到的是龙角与天田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农事即将开始，先行郊祀，故云“见龙在田”。九四，苍龙星宿全部出现于地平线，是春夏之交的天象，称“或跃在渊”。九五，苍龙房心尾在上中天，是夏季的天象，称“飞龙在天”。

　　苍龙运行过中天，龙体开始西斜，时过夏至，进入三伏天，此天象称为“亢龙”。其后龙体逐渐西斜，向西方地平线行移，组成龙头的角、亢、氏诸星宿又没入地平线，仲秋收获季节已到，这时天象称“群龙无首”。正因为古人对龙星在确定季节上的重要作用有认识，所以对之产生了崇拜，并将蛇崇拜与之结合，把东方这些星宿命名为“苍龙”，因此有人说天体崇拜是龙崇拜产生的真正原因。龙能潜伏、飞腾，均与龙星有关。至于龙的体态，则与地球上的蛇、鳄、蜥蝎等动物的形态有关。

　　“四象”作为方位，先秦的《礼记·曲礼》已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后人对此解释：“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此处“左东右西”的概念与我们看地图有区别。现在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古人的地图是倒过来的，下北上南，这样就成了“左东右西”。风水先生将“四象”运用到地形上，以“四象”的形象及动作譬喻地形，又附会以吉凶祸福。从西安半坡遗址和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青龙、白虎贝壳布局来看，四象在风水中的运用起码有6000多年的历史。

　　《三国志·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间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这就是管辂根据四象处于四危状态，判断毋丘俭两年之内必遭灭族。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在《葬经》中也说：“经曰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龙，有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环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形应，忌夫湍流，谓之悲泣。”从以上这两段话不难看出中国风水的最佳格局，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四神象格局，后有靠山，前面必要有弯环朝抱之水。

　　建筑中的龙饰

　　生活于天地之间的人，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周围的环境，人们本能地要选择、建设、创造美好的环境。中国古代堪舆学上的“龙脉”观念对中国城市、建筑的选址、布局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在中国古建筑里用龙的形象作为建筑装饰的案例也是数不胜数。天安门华表上的蟠龙、北海的九龙壁、北京孔庙的飞龙丹陛、曲阜孔庙的云龙石柱，以及隋代赵州桥栏板上的蟠龙石雕、北魏司马金龙墓的蟠龙柱础……几乎每到一处名胜古迹，必见龙的踪影。

　　在汉代以前，龙的纹饰还不为皇帝所专有，一般的贵族也可用龙纹装饰房屋居室。西汉刘向著《新序·杂事》中“叶公好龙”的故事，就可说明这点。东汉大将军梁冀“作阴阳殿……刻镂为青龙白虎，画以丹青云气”。因此在那个时期的中国民间建筑装饰中，龙被广泛运用。如在屋脊、门楣、雀替、斗拱、碑头、墙体等部位，龙之造型千姿百态，气势咄咄逼人，体现出其丰厚而温润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由汉至唐宋元，龙逐渐成为帝王的象征，龙饰逐渐受到皇家的限制，但仍未被皇家专有。

　　以山西太原晋祠创建于宋代的圣母殿为例。 晋祠圣母殿为木构建筑，由基座、梁柱结构体系和屋顶三部分构成，这座大殿从上至下都与龙文化息息相关：基座上栏杆下方为石雕龙头，用以排泄雨水；基座上的梁柱结构中，前下檐8根木柱上均各有一条木雕蟠龙，姿态各异，威猛生动，好似大殿的守护神，也标志了圣母殿尊贵不凡的地位；正脊两端是龙形正吻，正脊正中的脊刹下方是两个相背的龙形吻兽，正脊的正面有两对双龙戏珠的琉璃图案。加上屋顶上的戗兽、角兽以及套在仔角梁上的套兽都体现出龙的形态，使得整个屋顶处处可见龙的形影，整座圣母殿也因龙饰的生动丰富而更加光彩照人。

　　到明清，龙饰则成为皇家宫殿的主要装饰。北京故宫可谓将龙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殿宇台基外均有吐水的螭首，三大殿以汉白玉制成台基三重，共计有龙头1142个，如遇雨天能看到千龙吐水的壮观景象。三层台基上均绕以汉白玉栏杆，共计有1458根，望柱头上雕刻云龙，堪称龙的海洋。进入太和殿内，只见下有金龙宝座、座后有7扇金龙屏风，上有金龙藻井，更有满布梁柱天花的贴金和玺彩画，殿正中有6根沥粉金漆龙柱，与殿内万条金龙交相辉映，金碧辉煌，形成一个金龙的世界。而殿内的隔扇裙板也以龙为装饰，雕刻二龙戏珠的图案。

　　太和殿顶的琉璃大吻，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最大的一对，每只高340厘米，宽268厘米，厚32厘米，重约4.3吨。大吻表面饰有清晰的龙纹，故又叫龙吻。该龙威武异常，四爪腾空，怒目张口，吞住正脊，吻背插着一把宝剑（据说这只吻负罪在身，让它在这里扛梁抵罪，并在背部插上一把宝剑，以示永远不得脱身），把大殿衬托得更加雄伟壮丽。大吻安置在屋顶正脊的两端，有重要的建筑作用。因为这部分容易漏雨，大吻安置在这里，正好严密地封固了前后坡和前后三坡瓦陇的接口处，防止了雨水的渗入。另外，故宫隔扇上的金缸、匾额和玺彩画，均以龙为饰，龙文化渗透于故宫建筑的每一角落。

　　龙在建筑上的形象，通常采用石雕、木雕、窑冶、彩绘、雕錾、铸造等方法制作。石雕有御路、须弥座、望柱头、碑座、泉口等。木雕表现在梁柱、天花、藻井等上面。据考证，三国和南北朝时，龙的形象还是建筑物的“保护神”，那时的建筑物曾装有一种奇妙的装置——“龙舌”，建筑的屋脊两头分别有一个仰起的龙头，口吐出曲折的金属舌头，伸向天空，后根连接着一根细细的丝，直通地下。在发生雷击的时候，电流会从龙舌沿线下行地底，起到了避雷的作用。那时神州大地，庙宇、古塔如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但遭受雷击的记载却很少见。

　　从风水中龙脉对人心理的影响到龙在建筑装饰艺术中的普遍应用，再到“龙的舌头”对建筑的保护作用……自古至今，象征高贵、神奇、吉祥、雄伟的龙，在中国古代建筑营造领域的地位首屈一指，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