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音乐的发展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紧密的关系，唐代经济的高度繁荣为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十分有力的物质基础。

同时，唐代之前由于战争等原因，经历几次民族大融合，推动了音乐文化的交流，而且在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唐朝的音乐文化吸收和借鉴了许多优秀的外来音乐文化。

《伎乐图》唐代佚名创作壁画，敦煌莫高窟第112窟南壁东侧

唐朝时期的音乐机构大致可分为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前二者属太常寺，后二者隶属宫廷。

大乐署既管雅乐也管燕乐，并负责考选乐师和训练音声人。

燕乐，又称宴乐，是隋唐至宋代的宫廷中饮宴时，提供娱乐欣赏的，艺术性很强的歌舞音乐。

燕乐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

《唐人宫乐图》唐代佚名创作的绢本墨笔画

燕乐中包括多种音乐形式，如声乐、器乐、舞蹈、百戏等。其中歌舞音乐在隋唐燕乐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多段的大型歌舞曲叫做大曲，在唐代燕乐中具有突出的艺术成就。

燕乐所使用的主要乐器有笙、笛、琵琶、箜篌、筚篥、羯鼓、方响等。安史之乱以后，宫廷音乐衰退，宫廷乐工多散落民间。

鼓吹署专管仪仗中的鼓吹乐。

南唐 周文矩《合乐图》局部

教坊是宫廷中掌管俗乐的乐舞机构，它的存在，对我国古代宫廷戏剧及至民间戏剧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朝教坊真正得以发展，是在唐朝中期，尤其是唐玄宗执政的时期。

为使各种艺术形式独立共存，唐玄宗下令建立各种教坊，所以此段时期教坊颇多，有沿袭旧制主管雅乐的内教坊，也有主管俗乐的左右教坊。

《教坊记》载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习。”

左右教坊和内教坊相比，分工明确、各具特长。

左教坊擅长排舞，右教坊擅长歌唱，逐渐趋于合理化、专业化。

各地音乐汇聚一堂，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音乐的大融合，在唐玄宗的改革下，雅乐与俗乐也被分开管理。

唐代永陵“二十四伎乐”

梨园，训练乐工的机构。

梨园原是唐代都城长安的一个地名，因唐玄宗（唐明皇）李隆基在此地教演艺人，后来就与戏曲艺术联系在一起，成为艺术组织和艺人的代名词。

《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

梨园的主要职责是训练乐器演奏人员，与专司礼乐的太常寺和充任串演歌舞散乐的内外教坊鼎足而三。

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与这一系列音乐教育机构密不可分，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

“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许永新、张红红、康昆仑、段善本、念奴、李龟年、何满、贺怀智、李管儿、曹纲、尉迟青、王麻奴……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家群体，他们分工明确、演技精湛，用杰出才能造就了一代音乐的高度繁荣。

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

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

 华丽的唐代琵琶（现存日本）

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唐时期的音乐作品，留传到今天的有古琴曲《离骚》、四弦琵琶曲《番假崇》、五弦琵琶曲《秦王破阵乐》以及《敦煌古乐谱》中的25首乐曲等。

唐代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大面、踏摇娘、拨头、参军戏等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

而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统治者对音乐的喜好及态度，也会对一个国家音乐的发展状况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唐玄宗李隆基是我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具有很高音乐天赋的帝王，他擅长作曲、演奏以及指挥等，善于演奏羯鼓和横笛，创作改编了《小破阵乐》《霓裳羽衣曲》等。

《霓裳羽衣曲》无论作为歌舞大曲观赏，或是作为纯音乐的法曲聆听，都有极为感人的艺术魅力，在旋律和调式上，既有异域风情，也有本民族的音调特征。

唐朝的音乐文化成为我国古代史艺术文化中不可多得的一抹亮彩，对后代的音乐文化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