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货大楼见证北京商业50年(组图)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9月26日 00:30 北京现代商报

　　1955年9月25日，北京市王府井百货大楼开业的日子。当时有“新中国第一楼”之称的百货大楼，与西单商场、隆福寺商场、东安市场四大商场一起形成了北京市公有制商业体系的中心。百货大楼被认为是北京商业史的一个“符号式”建筑，整整50年过去，它见证了北京商业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1955年9月25日百货大楼的前身北京市百货公司王府井百货商店隆重开业毛主席的画像高悬在入口处。

　　北京见于文献的最早名称为蓟，辽时称为南京、燕京，金灭辽后称为中都，元灭金后，在中都附近建新城——元大都。元大都被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为“世界莫能与比”。从此，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汴梁等古都，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平之称见于明朝，北京之称见于清朝。民国时期曾一度又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再称北京。

　　在北京长达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都城史上，持续了千年的商业活动不但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也成为一种文化积淀下来。《北京商业·志》中记载，战国时的蓟城已是“天下名都”，商业交往盛极一时。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商业活动从凋零开始复苏，中间经过风雨波折，直至今天的繁荣。

　　上世纪50年代：改造、合营、统购统销

　　1955年9月25日，有“新中国第一楼”之称的百货大楼开业，成为北京商业史的一个“符号式”建筑。到1955年底，北京市国营商业新建、扩建地区综合性门市部、商场和现代化大商场等共317处包括1955年兴建、1956年开业的网点，北京市初步建立了以百货大楼为核心的公有制商业体系。百货体系的建立，使得公有制商业形成了垄断地位。此时是百货大楼的黄金时期。

繁华时期的大栅栏

　　解放前的北京是个消费型的城市，生产水平低，虽有1．3万多家工厂，但除官僚资本投资的少数几家现代化工厂外，大部分是私营轻工业和手工业作坊，设备陈旧，技术薄弱，产品种类少。商业户数虽比工业多，但大多数是小商店和小商小贩。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达几十年的垄断，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造成严重摧残，其发展极其缓慢。

　　1952年，北京市开始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很快取得了骄人成绩。到年底，北京市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根据北京市政府当时的统计，当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87280亿元（旧币），增长2．1倍，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一五”时期，北京市加快了零售网点的建设，并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了王府井、西单、前门为三大市级商业中心。

　　1955年的统计显示：当年零售商业的营业额为9．14亿元，其中，国营商业为6．38亿元，占69．8％；公私合营商业为1．12亿元，占12．5％；私营商业为1．63亿元，占17．8％。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其他形式经济的发展。这个时期，北京的众多老字号被收归国有；特色小店铺进行了并店联营，一些传统手工艺失传。另外，政府对一些经营生产企业进行改造，供应渠道趋向单一。

　　人物故事大栅栏闹市困贼

　　“有人抢钱，抓住他俩”，1956年春季的一天，在大栅栏市场，两个中年人在追两个抢包的人。两个中年人是百货二公司的职工，中午去银行存钱，路上遇到劫道的，两个贼抢钱后想从大栅栏穿胡同逃跑。但是跑进大栅栏就傻了眼，人山人海的挤了半天没向前挪动几步，一边喘气一边擦汗，最后居然弃包逃跑了。大栅栏当时就是如此的繁华热闹。逛街的人都笑了：“怎么不怕挤，还想在大栅栏抢东西！”

　　当时任北京大栅栏百货公司工会副主席兼任文工团团长的缪克沣，正好看见了这一幕。当年30岁出头的缪克沣由于工作关系和各行业的店员接触多，被认为是大栅栏的“万事通”，整个大栅栏几十家家店铺经营情况他几乎了如指掌。

　　有一年，棉花刚上市的第一天，瑞蚨祥的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人们赶半天的路就为了在瑞蚨祥买点好棉花。缪克沣对记者说：“当时老百姓对老字号的信任度是很高的。”当时，全市已经实行了统购统销，实行统一渠道进货、统一价格销售。但是老百姓还是认老字号，认为还是老字号的东西有保障。据缪克沣介绍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老字号在经营上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他们招揽顾客的只有百年的金字招牌。

　　到了1955年，随着公私合营的深化，老字号已经基本纳入了公有制范畴，毕竟作坊式的经营模式无法和强大的公有制经济抗衡，被“收编”在当时是老字号基本出路。

　　缪克沣后来从事了多年的商业研究，他认为，公私合营对老字号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就地归属原则”，以前北京老字号在全国各地全建有分号，瑞蚨祥当年在全国有77家分号、亨得利钟表店在全国有55家分店，其他老字号在各地也建有数量不等分号，就地归属原则破坏了老字号的连锁经营模式；另一是“工商分开”，以前老字号经营采取的是前店后商，自己拥有独特的供货渠道、生产工艺、销售方式等，而工商分开则导致其货源受到影响。

　　孩子上学才有第一张床

　　“缪副主席，这是我的申请表，下个月我结婚，向组织申请一张床、一套五合柜、一个吃饭桌子和4把椅子。”张建国轻手轻脚地把申请表放在了工会副主席缪克沣的桌子上，然后退了出来。他的未婚妻马上跑过来问“怎么样，批了没？”“还不知道呢，回家等着吧。”

　　张建国夫妇满怀着希望回家等着家具结婚了，可是眼看着预定的婚期就要到了，还不见家具厂送来的家具。“没办法，先结婚吧，不能没家具就不结婚了啊。”张建国对未婚妻说。结婚那天很简单，张建国在单位的食堂里摆了4桌喜宴，公司的几位主要领导和要好同事都来了，单位经过多方努力为婚礼批来了半斤糖、40根烟、2两茶叶，这在当时可是非常紧俏的东西，是这场婚礼的“奢侈品”。

　　婚结了，但依然没有床。没办法，张建国跑了好几趟家具厂，但没木头。

　　缪克沣说：“当时就这种情况，两口子结婚8年了，女儿上小学了，床才批下来。计划经济什么东西全要批，有钱你也买不到。”

　　小业主赖文志的小店

　　“四点多了，该起床了。”1955年冬，家住朝阳门一带的赖文志揉了揉眼睛，伸了伸懒腰，起床后，他先走到水缸前舀起一瓢水，“咕噔咕噔”喝下去，打了几个嗝，然后走到院子里推起驮着160斤煤油的自行车上路了。这油是“通过关系”从美孚石油公司买来的。

　　虽然初冬的天气已经够冷，但是重重的自行车蹬起来还是有点费劲，赖文志一会儿就开始出汗。上午10点多的时候，他终于赶到天津，把煤油拉到塘沽市场，并要在午饭前卖掉，以便能在晚上及时赶回北京。他很快和小贩讲好价格，用160斤煤油换了一些洗衣粉和肥皂等日常用品。下午两点，就蹬车回北京。晚上8点多到家。他第二天把换来的货品摆到他自己的小店里，后天又去了天津。

　　像赖文志这样通过倒货赚取中间差价的小商人，被定性为“小业主”，这样的人当时还很多。此时已经对一些大的商业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但北京存在着大量的小店小铺，政府对这些小店铺实行的政策被称为“并店联营”。也就是把一些经营同一种商品的小店铺归整在一起，比如卖饺子放在一起、卖录音机的放在一起等。这样的做法对壮大这些小店铺的实力有一定的帮助，但弊端是这些特色店铺变得千篇一律，没有任何经营特点。

　　缪克沣介绍说，当时对这些店铺的管理仍然混乱，北京许多有特点的店铺逐渐销声匿迹，其中包括位于前门的一家清真酱菜馆，由于并店联营与其他酱菜店合并，这家北京惟一的清真酱菜馆失传了。

　　很快，赖文志在小汤山的小百货商店也被所在地的供销社合并了，赖文志成了国家正式职工，虽然收入少了很多，但再不用风餐露宿的生活。可是这样平静的生活没多久，“文革”就到了，赖文志被定性为“小业主”，开始了挨批斗、写检查的生活。

　　“文革”：一条街上有六七家叫“红旗”的商店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长达10年的“文革”期间，刚刚起步的国民经济又遭到破坏，市场供应处于困难状态。当时，大量“问题”商品例如高级烟酒、西式服装，及带有传统文化图案、语言的产品被禁售，这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重大打击，百货大楼当时停售的商品达6583种。但是百货大楼在那时候仍然对保障市民生活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革”前期，由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工农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商品库存增加，因此商品供应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1970年以后，国民经济连续遭受破坏，工农业生产逐年减产，物资日益贫乏，供应矛盾凸现。为了保障商品供应，北京商业系统努力组织货源，组织了比往年多出几倍的庞大采购队伍，奔赴全国各地。同时也努力解决网点供应不足，新建了一些企业，全市四个最大市级商场就有三个进行了全面改造，分别是东风市场、西单商场、东四人民市场。友谊商店、西单服装大楼、西单食品商场和全市最大的菜市场之一的崇文门菜市场，也就在这个时期内陆续建成开业。北京商业在逆境中艰难前进。

　　人物故事棒渣粥就咸菜的日子

　　“收工喽”农田里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喊声，在昌平水库边上，三三两两的人们扛着农具一边抽烟一边往村里走。人群中夹杂着从城里来的知青这些知青大多数来自北京市的商业系统。

　　“文革”开始后不久，根据文件精神“商业工作者不能算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当时的商业人员被列为“其他劳动者”，所以要自食其力，要到基层去，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按照指示，时任北京大栅栏百货公司工会副主席的缪克沣带领大栅栏百货公司的职工，来到了昌平水库边上的山地耕种水稻。

　　“城里人好吃的好、穿的好，还带块大手表。”老乡一边走一边调侃缪克沣。缪克沣乐了：“好什么，天天吃的是棒渣粥就咸菜疙瘩。”

　　一天回城办事，缪克沣心里嘀咕：“好不容易进城，一定要好好吃上一顿。”他骑着车来到了大栅栏，直奔同仁堂对面的小饭馆，以前他经常在这儿吃饭。咦，他发现饭馆的名字改成“红旗餐厅”了，里面的人不算多。他找了一张靠窗子边的桌子，坐了下来。“服务员，给我看一下菜单。”缪克沣大声说，可是他喊了三遍也没人理他。“你们怎么不招呼客人啊？”缪克沣直接来到柜台前，里面的服务员连眼皮也没抬，用手里的毛衣针指了指后面的牌子：本店从4月开始开展“自我服务”活动，吃饭要自己买票、自找座位、自取饭菜、自洗碗筷。

　　其实，从1966年6月1日，破“四旧”的口号提出开始，北京的商业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当时老字号的店铺招牌被砸、店名也被改了，比如全聚德改成了北京烤鸭店。一些其他百货店、绸布店、药店、茶叶店也改了新店名，用的最广泛的有“工农兵”、“红旗”、“前进”、“人民”，仅王府井一条街上就六七家以“红旗”命名的商店。

　　上世纪80年代：倒爷、个体户、练摊、下海

　　上世纪80年代，国民经济运行仍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进行，但市场调节已经开始发挥积极作用。虽然，商业流通领域里开始出现多条流通渠道并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经营方式并举的局面，但百货大楼在北京商业领域的地位依然稳固，被认为“仍然是商品流通的主渠道”。

　　1979年，由于北京市政府提出“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北京的集体和个体商业得到了发展。北京出现了一大批自主创业，积极发展个体商业的成功典范，最著名的是张占英、尹盛喜，他们靠卖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起家，到现在发展为拥有上千万资产的贸易集团。

　　人物故事张占英：10元钱开始创业

　　1979年4月13日，初春的北京还有点冷。这天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一个姑娘来说，这天永远难忘。一大早，姑娘与12名待业青年在北京前门箭楼东侧，摆起了地摊，专卖大碗茶。那时候，一碗茶才值2分钱但一个月下来，只有10元钱成本的茶摊竟然赚了600元，这个茶摊也给北京商业史画上了一笔浓彩。这个姑娘就是张占英。

　　后来张占英的茶摊在卖茶的同时，兼营冰棍、点心、酒菜、油饼，甚至日用品，茶摊也有了正式的名字：前门茶点综合服务社。随着手中的资金越来越多，张占英又在前门箭楼东侧的商业街创办了“京华商场”，她由卖茶水的姑娘变成了商场老板。

　　在张占英的影响下，北京先后出现了多家茶水店，比较有名的是尹盛喜开办的“青年茶社”，1988年尹盛喜在青年茶社的基础上创建了“老舍茶馆”，后者已经声名远播。

　　商业领域开始出现“承包”

　　城区的商业气息也波及城郊，在房山区，紫草坞供销社所属的饭店原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普通饭馆，1980年，饭馆的几个职工主动提出要承包饭馆，每年定量向上级单位紫草坞供销社上缴承包费。这在当时是个新鲜事情，因为承包制只在农业推广，在商业上没人尝试过。当时紫草坞供销社的领导层对此事把握不定，毕竟刚改革开放，政策还不一定怎样，谁也不想当“出头鸟”。但最终决定“可以试一下”，以“试点”形式进行。据说当时的想法“搞好了就有功，搞砸了不往上报”，反正供销社不担风险。

　　“文革”时，到饭馆吃饭要自己找座位、自己上菜、自己整理桌子，所以很多人对饭馆印象不是很好。所以几个职工承包饭店后，首先采取了改善就餐环境、提高服务质量、扩大经营品种等服务措施。饭馆一改以前的形象，给消费者留下了良好印象，效益得到了明显提高。1980年营业额只有39万元，实现利润1万元。1981年开始实行利润承包责任制，企业内部层层实行承包岗位责任制，当年实现利润2．3万多元，比1980年增长了一倍多。

　　随着这个饭店的承包“试点”成功，北京市开始在商业、服务业、饮食、修理等行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承包责任制推广。当时承包责任制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独立核算，以税代利，自负盈亏”，另一种是“小型企业包给集体或者租给个人经营”。承包制对于调动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起到了作用，但由于经验少，所以在承包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是意见不统一、急功近利等，后来这种改革基本停止了。但这种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式，却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思维。

　　唐陨：第一批大学生“倒爷”

　　揣上借来的两万块钱，在1986年的春天，大学生唐陨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唐陨到了浙江，先给同班同学秋志宏打了个电话，问了去台州的路。秋志宏家就在台州，唐陨这次来就是想通过秋志宏买到北方紧缺的收音机、录音机、电子表等，这些现在落伍的东西，当时可是年轻人眼中的奢侈品。经过多方努力，外加两条中华烟，唐陨从一个走私商那里弄来了30台录音机，结果差点让海关给抓到。

　　一个星期以后两万块钱的录音机，到了北京后就变成了三万块钱。一个当时烫着最流行卷发的小伙子，因为没买到录音机，就在唐陨的家门口转悠了3天，求他帮着买。当时彩电、录音机、录像机等商品是北京最紧俏的商品，在商场里每个月就几台的供应指标，想买得凭关系、拿票才能买到。

　　市场的供不应求，让唐陨们看到了这中间的商机，那时候像唐陨这样的“二道贩子”、“倒爷”很多，大到倒卖钢材、汽车，小的倒卖服装、录音机、电视机。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外省市的“倒爷”也开始进入北京从事这种商业活动。而且出现了“国际倒爷”，在国泰饭店的3层到6层长期住着一批浙江商人，他们从事旅游鞋的批发生意，主要销路是欧洲和中东地区，一双10元人民币的假名牌鞋到了欧洲和中东就可以卖到100多美元，他们批的批发价是100元一双。

　　王振军：晚上下班去“练摊”

　　“Ｈｅｌｌｏ，ｌｏｏｋｓｈｉｒｔ！”1982年的夏天，王振军操着熟练的英语向过路的外国人兜售着衬衫。他的工作是无线电通讯，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一个全“下海”了，就也想干点什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永安里看到一群人在向老外叫卖文化衫，不到一顿饭工夫，一个中年妇女就卖了10多块钱。王振军有点眼热。于是他也想去秀水练摊，可是媳妇不同意，好歹也是国家正式职工，练摊多丢人啊。这话也不是没道理，练摊毕竟不是有保障的职业，可是这么好的机会放弃了可惜，最后王振军决定每天晚上下班去练摊。最开始，王振军和一些摊主在秀水东街一带贩卖衣物和小百货。1985年，一条小小的秀水街已被贩卖各种商品的小贩占满，朝阳区工商局开始对小贩统一管理，给每户发了一块印有“文明经商、保持卫生、保质保量、收费合理”和个体营业执照号码的白布，作为合法经商的凭证。王振军至今还珍藏着这块见证他创业史的白布。

　　秀水街当时没有规模，也没有规定摊位，摊主都是在路边上叫卖。第一年，王振军赚了1000多元，比工资高出两三倍。他于是辞职“下海”。后来建外街道办事处筹建了秀水市场，秀水街才具市场雏形。目前，王振军和秀水街最初的商户大部分已经收山，靠出租摊位赚钱。王振军和他的同伴见证了秀水街的崛起。

　　上世纪90年代：燕莎赛特几千元的香水十几万的表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商业领域的新业态不断出现，新商圈不断形成，对北京原有的商业形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百货大楼、隆福寺商场也受到了冲击。“百货业是城市的名片和窗口，不可能消亡，但要重新定位。”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黄国雄认为。

　　黄国雄的分析是，从1992年到1996年，传统的百货业处于黄金时代，全国21％的商场利润增长达到了64％，但由于不少地区盲目上马，导致市中心商业资源过度开发；1994年，一些专业店、专业市场对百货业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家具、家电产品开始退出商场；1997年，百货业出现了衰退迹象；1998年，业内称为百货业的“死亡年”；2003年，全国百货业31％的百货业销售额达到了亿元，百货业重新复苏。

　　1992年，一位中年妇女看见赛特商场橱窗里摆放着一双皮鞋这样惊呼：“一万两千，我的天！”那时候北京工薪阶层的月平均工资不足几百元。即便对于赶时髦的女孩来说，花二、三百元买件真维斯的休闲服已经够奢侈的了。至于国际名牌，大多数人似乎想都没想过。那时候，可能出现国际一线品牌的地方就是王府饭店，但显然高档饭店和普通北京人没有太大关系。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先后于6月和12月落户在第二、第三使馆区的“燕莎”和“赛特”商场，以“一瓶香水几千元、一只手表十几万”的天价引起30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天价商品打破了北京人原有的心理消费底线，引发了正反两方的辩论。事实证明，赛特和燕莎引领了北京商业新风潮的引领者。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商场落户北京，而传统百货业逐渐冷落。

　　新商圈挑战传统商业中心

　　“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中心人口向外围扩散，中心商业区也在向周围转移。”黄国雄表示。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北京似乎每出现一个新的大型购物场所就会带动一个新的商圈出现。城乡购物中心的建立，让公主坟成为包括服装、日用、手机为一体综合商业中心，而此前这里属于农村；中友、君太定位时尚的年轻人，让西单持续保持购物魅力，成为年轻人的购物天堂；华堂在十八里店开业，让这个曾经没有大型商场的地方迅速崛起，成为了一个综合商业中心。这一系列以大商场为中心的崛起的新商圈向以百货大楼为中心的传统商业中心发起挑战。

　　不仅如此，以动物园、红桥、天意、万通市场为代表的，以小商品批发为经营特色的市场也正在蚕食北京传统百货业的市场份额。家乐福、沃尔玛、物美、超市发等新兴的超市业态，已经改变了人们去百货商场购物的传统观念。7－11便利店、迪亚天天等开到家门口的便利店，以24小时服务、方便快捷的购物方式也对传统购物模式造成冲击。8848、阿里巴巴、电视购物等新兴的购物手段，让人们不出门就可以完成消费，在第一时间抢占了客流。金源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ｍａｌｌ大型购物广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正动摇着百货业的传统地位，等等。

　　这一系列新兴业态的出现，正在彻底地改变着人们的商业消费观念，传统百货业正处于这样一个变化动荡的格局中，如何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就此消亡还是重新定位？成了新世纪以来所有的百货商场面临的难题。

　　人物故事

　　黄光裕：卖电器的中国首富

　　黄光裕的创业史是所有商人的梦想。1986年，17岁的黄光裕跟着哥哥黄俊钦来到了北京。当时出了北京站，想去找旅馆，他花五毛钱去住一个地下旅馆，花了一块钱让一个三轮车拉着去找，找了半天，结果第二天一看北京站就在门口。这时有个人过来了，问他要不要拍一张照片，黄光裕就很奢侈地花了10元钱，拍了一张一次成像的照片。他想给初进北京的自己留下一个纪念。

　　黄光裕接下来揣着在内蒙古攒下的4000元，然后又连贷带借凑了3万元，在北京前门的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盘下一个100平方米的名叫国美的门面，那是一座二层小楼，先卖服装，后来改卖进口电器。

　　1991年，黄光裕利用《北京晚报》中缝打起“买电器，到国美”的标语，每周刊登电器的价格，结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随后他又在一些商场租了店面，开始连锁经营的尝试。1992年，珠市口100平方米的国美电器店早已发展为大型电器商城，同时，黄光裕在北京地区初步进行连锁经营，将他旗下所持有的几家店铺统一命名为国美电器，就此形成了连锁经营模式。

　　就这样，一个商业界的奇才完成了自己商业帝国的梦想。在传统的观念中谁也不会想到，电器也可以自己开商店，以前电器全是在商场的一层，黄光裕超出人们的想象缔造了商业的奇迹。

　　商业＋地产的美好想象

　　2005年，是北京商业地产发展最关键的一年。尽管各种声音此起彼伏，诸如“问题年”“回购年”、“并收年”、“风险年”，但是，商业地产的发展势头无法阻挡，各大地产商对商业地产的市场依然看好，投资力度有增无减。

　　商业地产起步晚、机遇大，所面临的形势也是变幻莫测，2005年商业地产就面临着国际化发展的新态势。华远·百岛园、华贸中心的水主题商城等商业地产项目获国际奖，不仅体现了开发商谋求与国际商业潮流齐步的欲望，也体现了中国商业地产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态势和国际化发展走向。

　　商业地产的国际化，首先是商业的国际化，说到底，商业地产的发展是商业发展的结果。北京商业目前面临的是更为开放、多元、竞争的新环境，商业经营方式正发生巨大变革，大型购物中心、超市、便利店、仓储式商场等多种国际风行的新型商业业态冲击着北京传统商业格局和经营理念，作为商业经营的载体的商业地产，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一些业内专家认为，从商业业态发展趋势来看，国外有的商业业态，国内基本都有了，只不过有的还在探索中。专业的国际化商业中介机构、商业设计公司已经出现，尽管还很少，但已经呈现出一种趋向。大量的中介服务机构的出现也会促进商业的发展。而零售业对外资的全面开放不仅是北京商业发展的催化剂，也带来现金流、ＧＤＰ增长、新的消费需求，对北京商业结构调整，对商业地产市场的规范、专业度的提高等都起到重要影响，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改变着商业地产发展的方向。

1955年百货大楼开业时大厅的柜台

1955年百货大楼开业时的入场券

1963年时百货大楼的橱窗

1988年时的居民粮食供应证

1991年时的居民购煤证

1993年时的面票

　　商报记者赖大臣

　　感谢北京市财贸干部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百货大楼《北京商业四十年》编委会为本报提供部分图片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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